《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五篇(二十一)

    在1980年第四期《考古学报》上，张政良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此文里写道：“1979年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式，可据与探寻易卦起源地的问题”。（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第23页中华书局2012年4月第一版）

    对于张政烺的这段说法，能否认为就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释读出的说法吗？虽然张政烺说这段话时，并没有附录图片，也没有提及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得出的“易卦刻文”。但通过张政烺的这段话里的“出土骨角柶和鹿角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种说法，说明张政烺是从出土的两种东西上，即“骨角柶和鹿角枝”上看出有八个“易卦刻文”，张政烺所提及的了“鹿角枝”，无疑就是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因为张政烺接着说“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个举例，说明他只举例了所谓两个的“易卦刻文”（他认为的有八个“易卦刻文”），而正是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在张政烺看来刚好是他所认为的“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两卦符号。那么，有人会问，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刻纹，张政烺如何能看出是两个“易卦刻纹”（即易卦符号）呢？兴许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以外的鹿角枝上看到的易卦刻文，才举例出“三五三三六四（艮上，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这两卦数字符号吧？确实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无论如何是联系不上“易卦”里的“遁”与“归妹”，也联系不到数目字上。可张政烺就是通过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联想到是“易卦”里的“遁”与“归妹”的‘数字’符号（即张政烺所说的“数字卦”就是“易卦”的早期卦符号）。有人又会提出疑问，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无论如何来看，也有几十个刻纹，本身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出现的是刻划的线条，既然称“刻纹”，如何能认为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出是两个“数字卦”，即“易卦刻文”呢？确实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来看，我们无论如何看不出是十二个数字，更联想不到《周易》里的“遁”与“归妹”里的符号。可张政烺先生就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成的是十二个数字组合，十二个数字一分为二就联想到了“易卦”里的两卦来。为何说张政烺是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看出他认为的既是“易卦刻文”，又是“数字”呢？我们通过照片，已知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是有平行线和八字线这两种刻纹（或称“刻线”）的组合，但每一种形状的刻纹是并列为多条，或是四条、五条、六条并列在一起组成出不同的条块图案。若是按不同条块来分，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清晰可见的有十一个条块。我们也已知这个麋鹿角枝是个残缺的东西，若是按麋鹿角枝上的线条条块组合规则来看，这只麋鹿角枝两头还有刻纹组合，而从麋鹿角枝照片的大头来看残缺处的刻纹组合不明显，而从麋鹿角枝照片的小头来看还能看到有平行刻纹。这样从这只麋鹿角枝上就能看到有十二组刻纹组合，若从这只麋鹿角枝的大头的线条条块组合开始计算，第一组刻纹组合，我们不借着仪器来看，隐约的是有三条刻纹并列为一组；第二组并列的刻纹显然要比第一组并列的刻纹数多，是四条或五条并列在一起，根据rou眼的看法就不同了；第三组并列刻纹，通过rou眼来看似乎是三条并列在一起；以下排列的刻纹组合以rou眼来看，也是多少不等。由此推知张政烺就是通过这只麋鹿角枝十二组刻纹组合，并计算出每个组合里的刻纹数，就变成了数字几。如从麋鹿角枝的大头看第一组刻纹的组合，可能被张先生看成有三个刻线并列在一起，张先生就把这并列的三条刻纹释解为数字“三”了，所以张先生就以此类推地把麋鹿角枝上的刻纹并列组合，一组一组的释解成一个一个数目字来。这就是他的“三五三三六四”和“六二三五三一”的来历。读者也不妨通过照片里的麋鹿角枝上的刻纹，从大头的一组刻纹并列组合计算一下是几，并依此按组合的条块通过rou眼来计算一下每个条块的并列刻纹之数是几条，也转化为数目字几，同样也能得出十二个数字来。人们会问，难道张政烺就是这样的从麋鹿角枝上的刻纹解读出的“数字卦”么？确实让人难以理解。本身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所出现的一个图案组合的刻纹之数，正如《青墩麋鹿角刻纹易卦筮数“26”之谜探析》一文里说的是“26”个刻纹，从这“26”个刻纹组合的图案来看，虽然还可看成能分作为三个，或分为五个条块的小组合，但这无论一个大图案里分作三个或是五个小的条块刻纹图案来分配“26”之数，都是不均等的，这说明往麋鹿角上刻划划道者，只是求得刻纹图案的整体装饰的美观，而对每一个小条块刻纹里的刻纹之数，则是个随意的刻划而已，根本与占筮无关。通过以上所举的青墩遗址出土文物图片，无论从我们标记的“图二”或“图三”这些照片来看，这些鹿角上出现的只是一种刻纹而已，像“图二”中鹿角上的刻划，并无规则，那些刻纹既长短不一，又形状不一，与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有规则的“六联体”符号组合根本不同。而张政烺确实对于青墩T15：41号麋鹿角枝上的刻纹是看走了眼，一心迷误到他的“数字卦”上，才把5000年前的人们刻划在麋鹿角枝上的一种装饰图案的刻纹，错误的通过刻划道数的计算而转化为数字，并又错误的联想为“易卦”里的某某卦符号。

    总之，张政烺把青墩麋鹿角枝上的刻纹错误释解成“数字”，而又错误说成为“易卦刻文”，为其错误之说的“数字卦”张目。这是个极为不严肃的学术事件，而造成学术界跟风以讹传讹数字易卦早在5000年前就出现了的这种新的‘神话’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