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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评论》(六十二)

    中卷:帝制时期易学评论

    第五篇:宋代易学评论

    第七章:评宋代对今本《周易》的有关论述文章与著述

    第二节:评北宋欧阳修的《易童子问》

    北宋与李觏同时代的大儒欧阳修也著有论述《易经》(《周易》与《易传》)的文章,即《易童子问》。

    《易童子问》假托一易童子向欧阳修请教易学知识,全书以童子问、欧阳修答的形式成书。书中提出《易传》里《系辞》等不合圣人之旨,非孔子所作。欧阳修开疑古风气之先。

    《易童子问》分三卷,共约九千多字。第一,第二卷,问答式对《周易》所谓卦辞与解释卦辞的《易传·彖》和《象》等文解说。在这两卷中,卷一有22问,卷二有18问。欧阳修问答式解释了四十个卦的卦辞义,而没涉及爻辞义。为何?在《文忠集.易或問三首》里说:“《易》之沦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则文王之志没而不见矣。夫六爻之文,占辞也,大衍之数,占法也,自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辞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谓辞者,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学者专其辞于筮占,犹见非于孔子,況遺其辞而执其占法,欲以见文王作《易》之意,不亦远乎!凡欲为君子者,学圣人之言;欲为占者,学大衍之数,惟所择之焉耳。”

    由此看来,欧阳修认为卦义是“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而爻则是占卜的,“夫六爻之文,占辞也,大衍之数,占法也,自古所用也”。自然欧阳修未涉及爻辞的解说。

    如第一卷里说:

    “童子问曰:‘乾,元、亨、利、贞’,何谓也?

    曰:众辞淆乱,质诸圣。《彖》者,圣人之言也。”

    欧阳修认为《易传·彖》为圣人之言,即孔子所言。

    又说:“童子曰:然则《乾》无四德,而《文言》非圣人书乎?”

    曰:是鲁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这里欧阳修认为《易传·文言》非圣人之书。只是通过《左传》里记述一筮例中穆姜对元亨利贞作四德的解释,就认为非圣人言,单这点为证,而认为非孔子所作《文言》,未必能够成为证据。

    又说:“童子问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谓也?

    曰:其传久矣,而世无疑焉,吾独疑之也。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阙文多矣。”

    对《易传·大象》文,欧阳修则认为是圣人之言。他的所言的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单从此理由,未必能成为孔子作《大象》的理由。不过整个《易传》却非孔子所创作,孔子晚而好《易》,还被弟子所反对,因孔子时所见《周易》,是被史巫用于卜筮所的书。孔子还没彻底把《周易》搞清楚,那来写《易传》呢?是汉人拉大旗作虎皮。

    又说:“童子问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谓也?

    曰:释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阳过乎亢则灾,数至九而必变,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物极则反,数穷则变,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为首也’。阴柔之动,多入于邪,圣人因其变以戒之,故曰‘利永贞’。”

    这里欧阳修以《周易》算卦上的变占去解释九·六用法,显然欧阳修也认为《周易》的筮法一面,这是帝制里文人对《周易》认识上的通病,摆脱不掉《周易》卜筮的影响,又说明欧阳修对《易》论述的矛盾性。

    又说:“童子问曰:‘遁,亨,小利贞’,何谓也?

    曰:《遁》,阴进而阳遁也。遁者,见之先也。阴进至于否,则不正利矣。《遁》者阴浸而未盛,阳能先见而遁,犹得小利其正焉。”

    这是从所谓的卦画符号上的阴阳说爻辞。以阴阳去说《周易》文辞,无疑也是错误的。

    又说:“童子问曰:《观》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何谓也?

    曰:圣人处乎人上而下观于民,各因其方、顺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圣人所以顺之者,此所谓神道设教也。”

    这里欧阳修用法称谓上的错误,《周易》里有《观》文,后篡改称《观》卦。《象》文属《周易》后来人解释《周易》的学术文章,如何能称《观》之《象》呢?这是模仿《左传》里的称谓吗?但《左传》里记载的引用《周易》称谓,那是因《周易》文本所致。

    又说:“童子问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谓也?”

    曰:非圣人之言也,何足问!《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无其辞,汝何从而得之?夫以新易旧,故谓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象》曰‘汤、武革命’者是也。然则以新革故一事尔,分于二卦者,其谁乎?”

    这里的童子所问之辞,则是《易传·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里说法,欧阳修认为《杂卦》非孔子所言,虽然欧阳修的论证不强,但认为的没有错,整个《易传》都不是孔子创作的。

    又说:“童子又曰:然则《鼎》之义何谓也?”

    曰:“圣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饪也。’”

    这里欧阳修的回答解释是通过《大象传》与《彖传》对《鼎》卦辞的八卦取象说法上的断章取义的来历。“《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欧阳修认为《彖》与《象》是孔子所说的话。而《彖》与《象》恰恰以八卦取象去注释《周易》里的文辞,等于胡说八道。故欧阳修所回答的“圣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饪也”,同样等于胡说八道。因《周易》并不是以八卦取象填入的文辞,故凡以八卦取象去解释《周易》文辞,就等于是胡说八道。

    因《周易·鼎》是讲革故鼎新的道理。《鼎》是借“鼎”的事项,而阐述改朝换代的“革命”道理,也由此通过《革》到《鼎》,而形成了“革故鼎新”的成语。《鼎》与《革》篇是姊妹篇,由“革”到“鼎”论述了改革与革命的政治道理。通过“鼎”的一系列“鼎事”(即“鼎颠趾”,“鼎有食”,“鼎耳革”,“鼎折足”,“鼎黄耳”,“鼎玉铉”等)上的形象比喻,来寓意国家经历一场“革命”,但应不断地去完善政治措施,不能走向适得其反。由此得出的政治经验,对待新事物应理性的看待,辩证的认识。鼎虽是亨饪具,而这里不是以八卦取象木火,以做饭(亨饪)用的说法。

    《易传》又称《十翼》,共十篇文章,实乃七篇文章,因把《彖传》分上下篇、《象传》分上下篇、《系辞传》分上下篇,本来三篇变成六篇,加《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变成了十篇。

    欧阳修的《易童子问》主要认为《易传》里属《彖》与《象》传是孔圣人言外,其它如《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欧阳修质疑非孔圣人所言。这认为主要论述在他的第三卷里。欧阳修的《易童子问》第三卷共有九问九答,以质疑《易传》除《彖》与《象》外非孔子所言。我们把欧阳修的第三卷内容全部附下: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

    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然有附托圣经,其传已久,莫得究其所从来而核其真伪。故虽有明智之士,或贪其杂博之辩,溺其富丽之辞,或以为辩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于其间。若余者可谓不量力矣,邈然远出诸儒之后,而学无师授之传,其勇于敢为而决于不疑者,以圣人之经尚在,可以质也。

    童子曰:敢问其略?

    曰:《乾》之初九曰‘潜龙勿用’,圣人于其《象》曰‘阳在下也’,岂不曰其文已显而其义已足乎?而为《文言》者又曰‘龙德而隐者也’,又曰‘阳在下也’,又曰‘阳气潜藏’,又曰‘潜之为言,隐而未见’。《系辞》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圣人所以成其德业者,可谓详而备矣,故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义尽于此矣。俄而又曰:‘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其德行常简以知阻。’《系辞》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者,谓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虽约,其义无不包矣。又曰:‘《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说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辞。’又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又曰:‘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其说虽多,要其旨归,止于系辞明吉凶尔,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数说者,其略也。其余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谓其说出于一人,则是繁衍丛脞之言也。其遂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缪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简,其义愈深。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虽然,辨其非圣之言而已,其于《易》义,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经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乾也’,是谓《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则又非四德矣。谓此二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系辞》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所谓图者,八卦之文也,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者也。盖八卦者,非人之所为,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然则八卦者,是人之所为也,河图不与焉。斯二说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说卦》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则卦又出于蓍矣。八卦之说如是,是果何从而出也?谓此三说出于一人乎?则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见,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后世,惟恐异说之攻之也,其肯自为二三之说以相抵牾而疑世,使人不信其书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说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为一人之说,其可以为圣人之作乎?

    童子曰:于此五说,亦有所取乎?

    曰:《乾》无四德,而洛不出图书,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贞,则圣人于《彖》言之矣。吾知自尧、舜已来,用卜筮尔,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

    童子曰:是五说皆无取矣,然则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说,其书皆可废乎?

    曰:不必废也。古之学经者皆有《大传》,今《书》、《礼》之传尚存。此所谓《系辞》者,汉初谓之《易大传》也,至后汉已为《系辞》矣。语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也。’《系辞》者谓之《易大传》,则优于《书》、《礼》之传远矣。谓之圣人之作,则僭伪之书也。盖夫使学者知《大传》为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舍其非,则三代之末,去圣未远,老师名家之世学,长者先生之余论,杂于其间者在焉,未必无益于学也。使以为圣人之作,不敢有所择而尽信之,则害经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岂好辨者哉!

    童子曰:敢问四德?

    曰:此鲁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随,而为‘《随》,元亨利贞’说也,在襄公之九年。后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数十年而始赞《易》。然则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为孔子之言矣。

    童子曰:或谓左氏之传《春秋》也,窃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说,是左氏之过也,然乎?

    曰:不然。彼左氏者胡为而传《春秋》,岂不欲其书之信于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着之书,为孔子未生之前之说,此虽甚愚者之不为也。盖方左氏传《春秋》时,世犹未以《文言》为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则谓《文言》为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

    童子曰:敢问八卦之说?或谓伏羲已授河图,又俯仰于天地,观取于人物,然后画为八卦尔。二说虽异,会其义则一也,然乎?

    曰:不然。此曲学之士牵合傅会,以苟通其说,而遂其一家之学尔。其失由于妄以《系辞》为圣人之言而不敢非,故不得不曲为之说也。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于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考今《系辞》,二说离绝,各自为言,义不相通,而曲学之士牵合以通其说,而悞惑学者,其为患岂小哉!古之言伪而辨、顺非而泽者,杀无赦。呜呼!为斯说者,王制之所宜诛也。

    童子曰:敢问生蓍立卦之说?或谓圣人已画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

    曰:不然。考其文义可知矣。其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者,谓始作《易》时也。又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前此未有蓍,圣人之将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圣人得之,遂以倚数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尔。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用此说也。其后学者知幽赞生蓍之怪,其义不安,则曲为之说。曰用生蓍之意者,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数起之义害于二说,则谓已画卦而用蓍以筮,欲牵合二说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义,岂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则大衍之说是已。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

    童子曰:敢请益。

    曰:夫谕未达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迹以为言。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盖略举其易知者尔,其余不可以悉数也。其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云者,质于夫子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同,而《乾》、《坤》无定策,此虽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犹皆迹也,若夫语以圣人之中道而过,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则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

    以上九个问答题的前四问应是一个问题的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以童子问《系辞》是不是孔圣人作的,欧阳修回答不但《系辞》不是,而且就连《文言》和《说卦》以下(指《杂卦》、《序卦》)都不是孔圣人作的。

    第二是进一步回答不是圣人作的所列举的证据。这里欧阳修说的却有道理,尤其《系辞》杂乱无章,亦非一人之言也。当然现在对《系辞》更加清楚非孔子所言,因考古发现西汉初帛书《易传》里的《系辞》还没有讲筮法的大衍之数,后来《系辞》里出现的大衍之数章,自然是西汉时期篡入的。

    欧阳修通过《文言》《系辞》与《说卦》里的不同说法,找出矛盾点,而质疑非圣人言的根据。欧阳修认为的“其余辞虽小异而大旨则同者,不可以胜举也。谓其说出于诸家,而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故择之不精,则不足怪也”,“吾不知圣人之作,繁衍丛脞之如此也。”

    欧阳修所举的诸证,以证明《系辞》,《文言》等篇之文“繁衍丛脞”、“自相乘戾”,并非孔圣人所言。以“繁衍丛脞”来说,虽于《易》义无甚大害,但是重复繁杂混乱,认为是后人杂取众讲师之言,择之不精,拼凑编纂而成,如果认为是圣人之作,实为大谬。对于其“自相乘戾”之处,则由于“害经而惑世”,实误学者,为患甚大,不可以不辨。

    第三是欧阳修回答童子所问“于此五说,亦有所取乎?”(这里的五说,是指《易传》里的《文言》、《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欧阳修指出,关于元亨利贞,《文言》既说是乾之四德,又说“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这就并非四德,因这两个说法是互相矛盾的。欧阳修则认为元亨利贞乃古之占辞,“吾知自尧、舜已来,用卜筮尔,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再因《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四德说出自鲁穆姜,为孔子未生前之说。欧阳修以此为证,认为《文言》非孔子所作。

    第四是回答五说皆无取矣,然则繁衍丛脞之言与夫自相乖戾之说,其书皆可废乎?”

    虽然如此,欧阳修并不否定《系辞》等篇存在的价值,只是强调把它们看作是讲师解经的说法。并认为既有口耳相传的圣人之言,也有由讲师妄加的非圣人之言,需要进行一番的研究,名辨是非,不能盲目轻信而已,自然也不必舍弃,说明还是有用的。

    五至六问是上四问的一个组合部份,为进一步阐明其所言非圣人作《系辞》等认为的佐证。

    七至九最后三个虽问答八卦这一问题,同是九个问答的前一问答的问题组成,为证明那五种说法非圣人言。

    后三问是回答童子所问八卦之说的矛盾性,因《系辞》一方面认为八卦出自河图洛书,而图书乃神马负之自河而出以授于伏羲的,这就是说是神授之,人之所为;而另一方面又说八卦是伏羲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由自己创作出来的,这就与前说相矛盾。《说卦》又提出了另一个说法,“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认为八卦出于蓍。认为这种说法“至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决不可妄信为圣人所言。

    总之,欧阳修《易童子问》三卷以问答式只解剖今本《周易》所谓卦辞,及《易传》除《彖》《象》外其它五种《易传》文非圣人所言的论证。

    现在对于《易传》来说,不仅仅是《易传》里五篇不是孔子创作,而整个《易传》都不是孔子所言。对于《易传》非孔子作,自不待言。

    前面我们说过,是《易传》影响了《周易》,从一部在人们眼里错看作算卦书,上升为帝制里的经书,《易传》成就了《周易》。也是《易传》的作者们挖掘了《周易》里的义理,在西汉帝国里使《周易》上升为经,也使自身(《易传》同为易经的组成部分。可又是《易传》始搞乱了《周易》,既象数去说《周易》,又神化了《周易》。

    是欧阳修始质疑《易传》非圣人言,开疑古风气之先,其勇气与精神可嘉!因《易传》至汉上升为《易经》的内容,在汉至宋的上千年里,其《易传》的学说是远远高于《周易》,以经解经(以《易传》解释《周易》)奉为圭臬。

    再者,说明宋帝制前期里的学术是自由的,人们还能著书立说质疑科举考试指定的圣人所言的经书,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