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五章 杜充降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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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家渡战败的信息传至建康时,杜充终于不再龟缩,而是准备弃城而逃,一如当年汴京故事。 可当杜充率领亲卫来到建康城门处时,正遇城中百姓举家逃亡,人群中有识得杜充之人,便高呼道:“相公欲往何处去?” 杜充面露难色,良久后方说道:“欲起兵至江南督军,快快让行!” 此言一出,众皆哗然,有胆大者,高呼道:“名为督军,实为逃亡,相公意欲前往抵抗金人,我等愿随之前往!相公自来此处,枉杀之人无数,如今见金人逼近,却要弃百姓而逃,岂有这般道理?”此言一出,顿时群情激奋,将城门围堵,并齐声高呼,请杜充回城,与建康共存亡。 杜充胸中怒火中烧,有心命亲卫将围堵城门之人杀死,却又害怕激起民变,无奈之下只得退回府中。又下令安抚城中百姓,这才使百姓之心稍安。 但这只是杜充的缓兵之计,见明目张胆出城已是不能,便于半夜起三千亲卫,暗中来到城门处,夺门而出。次日清晨,当众官自睡梦中醒来,前往杜充府上问询对策时,这才发现府中早已是空无一人。 杜充一路逃到真州,入城之后,恐百姓知其行踪,便藏身于长芦寺中,蜗居不出。 这边杜充弃城而逃,令城中军民几乎斗志全丧,而此时兀术大军已屯于建康城外十里亭处。消息传来时,城中守官乃是显谟阁直学士陈邦光与户部尚书李悦,二人一番商议后决定向金军献城,于是写成降书,迎至兀术军前。 兀术接降书后大喜,笑道:“金陵不烦攻击,大事成矣!”于是引军随陈邦光等人入建康城中。 来到城中,李悦、陈邦光率官属迎拜,唯有通判建康军提领沿江措置使杨邦乂立而不跪,并咬指出血,在官袍衣裾上大书十字“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 兀术许其以官,杨邦乂仍不肯降,并以头触阶欲求死,被众人救下,兀术无奈,只得命人将其收押。 杨邦乂,字晞稷,庐陵郡吉州吉水县人氏。博通古今,以舍选登进士第,遭时多艰,每以节义自许。历婺源县尉、蕲庐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阳县,又改建康通判。 兀术见杨邦乂不屈,又再三对其劝说,杨邦乂慷慨陈词道:“世上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动者?” 次日,兀术等与李悦、陈邦光大宴堂上,立杨邦乂于庭,杨邦乂指李悦、陈邦光骂道:“天子令尔等守城,敌至不能抵抗,反与仇敌饮宴作乐,有何面目存于世间?” 堂上刘团练,贪生怕死,欲取悦兀术,便以幅纸书“死活”二字威胁杨邦乂道:“不必多言,若要死进便书‘死’字即可!”杨邦乂面无惧色,提笔疾书“死”字于上,兀术见之动容,命人不得加害。 又过一日,兀术再见杨邦乂,再次劝说,杨邦乂面含悲愤,遥指兀术骂道:“尔等女真图谋我中原之地,苍天岂能长助尔等,必将尔等碟为万段,方解我心头之恨。巧言利诱,安能污我?” 兀术大怒,拔出随身利刃,当胸一刀刺死杨邦乂,并剖其心以示众降臣。李悦、陈邦光等人见之面如土色,丝毫不敢言。 就在建康府沦陷之时,杜充藏身于真州,知州向子忞劝杜充道:“如今陛下南幸,相爷何不经通州、泰州去往越州以伴圣驾?” 但此时杜充见金人势大,高宗皇帝一路南逃,宋军胆气尽失,一遇金军便望风而降,想来金国灭宋只在指日之间。于是便生二心,如今听了向子忞的提议。杜充便推脱道:“圣上南幸,然江南之地未失,某将蛰伏于此,以待良机,再起大军御敌。” 向子忞听后虽然心中鄙夷,却也不便多说,只能告退。 而兀术既得建康,又闻杜充逃至真州,便起劝降之心。其时有杜充旧友,京畿提刑凌唐佐降于金军,兀术便命其写劝降书信于杜充。同时命使者对杜充说道:“若降,当封以中原,如张邦昌故事”。 杜充收到唐佐书信,又听兀术之许诺,便趁夜出城,往金军投降。 杜充降金的消息由向子忞报至行在,满朝文武大惊,自有宋以来,辽、金数次南侵,降敌者众,但如杜充一般,以右相高位之身份降敌者仅此一人。高宗皇帝闻言更是不食者累日,对众臣说道:“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
御史中丞赵鼎、右谏议大夫富直柔同对,请先罢去杜充右相之职,待得其降金消息确实后再议别罪。数日之后,消息确实,高宗皇帝下制削去杜充爵位,徙其子嵩、岩、崐、婿韩汝惟于广州。 虽然杜充投降,但却并未等来兀术兑现诺言,他所期待的如张邦昌故事的结局也并未实现,反而因身居高位而降金,受众人不齿。 直至次年,杜充来到云中,见到粘罕。粘罕对其深为鄙夷,将其冷落许久之后才将其命为相州知州,而杜充故乡便是相州。当其到任之后,满城百姓早知其降金之事,无不在背后唾骂,因此,杜充在相州知州的位置上也呆得并不如意。因其残酷多疑,同僚下属皆不与其同心。 直至绍兴年间,杜充之孙由广州逃至相州,被其下属胡景山所知,便趁机诬告其阴通宋朝。于是粘罕大怒,命人将杜充下至刑狱,并严刑拷打。杜充只是不服,粘罕命人将其带到座前,问道:“汝欲复归南朝邪?” 杜充数叩其首,痛哭道:“元帅敢归,充不敢也。”于是粘罕哈哈大笑,从此再不怀疑杜充忠心。 随后数年,杜充屡受升迁,直至行台右丞相,并于《绍兴和议》成时客死他乡。 此时高宗皇帝自越州返至钱清堰,见兀术大军纵横江南,欲重效靖康故事,便问计于众臣。其中侍御史赵鼎力谏,以为众寡不敌,不若为退避之计。 高宗皇帝犹豫不定,但问吕颐浩道:“事迫矣,若何?” 吕颐浩答道:“金人以骑兵取胜,今銮舆一行,皇族、百司官吏、兵卫、家小甚众,皆陆行山险之路,粮运不给,必致生变。兼金人既渡浙江,必分遣轻骑追袭。今若车驾乘海舟以避敌,既登海舟之后,敌骑必不能袭我;浙江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 此计一出,满朝皆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