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 历史小说 - 东坡往事在线阅读 - 第二十六章 二次归乡守制,永别故乡的云彩

第二十六章 二次归乡守制,永别故乡的云彩

    明代的王夫之(注意,这个人的名字很有个性,原名就叫王夫子,别号叫王船山)说过: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yin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

    宋神宗的出场,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起来了。

    当然,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给一代文豪的炼成造就了适宜的土壤。

    半个月后,得知英宗皇上驾崩消息的苏轼兄弟一行,正在夔州云安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一个叫燕子龛的地方题字流连。

    当时这个叫燕子龛、又称下岩的地方有个僧人,曾劝苏轼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苏轼三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恶见止”,对他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这种些微小事,也被苏轼记在了当天的游记中流传了下来。

    当苏轼兄弟载丧归蜀的船只路过丰都县,该县平都山最高顶有座的汉时始建的仙都观,随父出川时,游览过此观,仙都观又名白鹤观。

    丁母忧时返蜀,由于走的是陆路,史书上关于此次归蜀的路途记载极少。但此次回乡丁父忧时,是官家派船护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过一些名胜古迹时,一行人也可借观览之际上岸稍事休息。

    当苏轼泊舟仙都观所在的山下之时,有一道士还曾持阴长生石刻《金丹诀》,找到苏轼,以求辨别真伪,很可惜苏轼也莫之能辨,只好建议道士再见到后来人路过时多多请教,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道长您总会遇到识货之人的!

    这段时间,苏轼忽然收到许安世的书信谢启,得知小许对自己青眼相加,一时间也感到受宠若惊,赶紧回了贺启。贺启中一边庆贺许状元车马旌旗之召,一边还得与许状元来共同

    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剑之悲。

    许状元字少张,雍丘(今河南省杞县)人。

    与许状元同科及第的进士,还有苏轼少时就有过交往的彭山县老乡杨从。杨从,字存道。另外还有:

    方蒙,字达源,桐庐人。

    伍昊,字及籍贯无考。

    治平四年丁未四月,苏老泉灵柩在二子的专心护送之下,顺利地抵达了故里眉山。

    到家之后,把父亲的灵柩安厝待葬停当,苏轼就开始着手撰写爷爷苏序的行状。

    行状,称“状“,是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

    “行状”这一称谓如今已不多见,它有点类似于今天对某尊长的回忆性文章。

    苏轼翻阅了老家里父亲此前的藏书,发现了父亲以前没有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迹的记录,结合自己十二岁前关于爷爷的回忆以及乡亲口中的评价,先把祖父的行状补充完整,然后给曾巩上了一道简,求其为祖父撰写墓志铭。然后托同科进士邓錧,将自己完善过的行状交给曾巩来作为参考。

    在家乡守制的这段时间,苏轼结识了刚刚卸任眉州丹棱县的县令赵庾(字成伯),赵庾在苏轼家乡临县丹棱县任县令期间,颇有政绩,极为百姓称颂。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长官,通判起辅助、监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两者之间虽有品秩之差别,但互相并不隶属。说得再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于监督知州的。

    但是,苏轼却与赵庾很能合得来,苏轼心直口快,与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诬陷。但赵庾也是一位没有城府、心胸旷达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为公的赵庾自然就成了苏轼长久的的朋友。

    九月十五,苏轼在弟弟苏辙得自河朔(古时候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的《兰亭》摹本之后,勘误了一些舛误及错别字,又发表了一些对《兰亭》的看法。

    苏轼认为,《兰亭》的真迹中,“之”字有很多,但形态与笔法各有不同,这与当今的研究观点如出一辙。另外,苏轼还认为《兰亭》的意境方面的亮点是旷达自然,而后来的摹本都难以企及,别说后来的伪作与仿品了。可见,书画的作伪在苏轼以前就已是“古已有之”了。

    此时,胜相院的惟简前来,求苏轼给他主持的寺院写一篇记文。

    惟简俗性苏,眉山人,苏轼的同族远房后人。所以,据苏轼文中所说,惟简是一位精明敏锐、胜过常人的僧人,当惟简用佛门长老惯用的话术——比如常常把话题说的空虚玄远以防败露,而一旦败露就会把话题引入更为扑朔迷离之中——糊弄自己时,苏轼就会用事先设好的局堵住僧人的退路,然后再连连诘问他们,使之面红耳赤。

    这种恶作剧式的“戏僧”伎俩,当然也是仅仅发生在过往较多较为亲厚的僧人之间,其本身也许并无什么恶意。对于后来所传闻的苏轼将某高僧游说到还俗的境地,与此也是异曲同工,本身可谓是一种笑谈了。

    十月二十七,父亲苏老泉的灵柩终于入土为安了。

    眉州彭山县安镇的可龙里,位于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公益村西。可龙里蟇颐山,别名苏坟山,东二十余里有处老翁泉,苏老泉被安葬于这里,并与妻程氏夫人合葬,旁边还有苏轼原配夫人王弗的墓地。

    彭山县因彭祖山而得名,古称武阳,南接眉山县(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老翁泉”或“老人泉”是苏洵之墓茔地,东坡晚年为纪念先人而自号“老泉山人”。

    因此到清末民初,章太炎在增修《三字经》时,就把其中的“苏老泉,二十七”改为“苏明允,二十七”,似乎已成定论。如明万历间学者张燧所编《千百年眼》一书,赞同郎瑛的观点,断定“老泉”是苏轼的别号。不管“老泉”是父子俩谁的名号,苏轼的老家确是有着这处老翁泉的。

    葬完父亲,苏轼家族又在墓地周围手植青松翠柏一大片,称之为营茔。正是这手植松柏之举,使得几百年后的苏洵墓被后人顺利找到。据传自宋以降,经南宋、元、明四百余年的变迁,苏洵墓地的碑志腐蚀剥落,失去了考查的依据。明成化年间,州守许仁曾奉命寻找苏洵墓,先在蟆颐山前后找,未找到。后据记载及苏轼诗:“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于是在可龙里柳溪山中顺利地找到了老翁井,从而找到了苏洵墓,认明了苏坟山。

    十一月初四,皇上下诏求直言,四川阆中人鲜于侁(音身)时任蔡河拨发(掌拨发漕船的职官),应皇上的诏令,上书陈言十六件事,神宗非常喜欢鲜于侁的文章。这个鲜于侁与苏家也是颇有渊源,就在苏轼二伯父在阆州任职时,就与鲜于侁相交甚厚,后来苏轼还传阅过鲜于侁的文章。

    在去父母墓地的半道上,有一座院落叫“大池院”。十二月初七,上坟归来的苏轼偷闲到大池院里小憩时,还给此院题写了廊柱。

    回到家后,苏轼给同年进士曾巩写信特意举荐了姓黎和姓安的两位同乡读书人。

    熙宁元年(1068)春,三十三岁的苏轼致书同年进士兼好友的曾巩,说自己的祖父苏序老人家在家乡德高望重但却没有为世所用,所以不能在天下展示自己的才能。还说有些古人也并不都能显示自己的才能,然而还是有人能够在后世扬名立万,那是有人在替他们传扬彰显的缘故。好在自己的父辈苏老泉已将祖父的经历总结出来了,因此希望曾同年能为祖父苏序写下一篇墓志铭。

    四月初八,临江新喻荻斜(今属江西省樟树市)人,北宋学者、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刘敞(字原父,一作原甫)病逝,年五十。

    此人也是常和欧阳修、梅尧臣等大佬在一起happy的人物,刘原父对于苏轼曾数度提携,作考官时,对于苏轼和章惇皆以国士待之。投桃以报李,苏轼自然非常沉痛地为刘原父先生写下了祭文,祭文中称刘原父可谓是众美德兼备的良师益友。

    当时的朝堂上,王介甫常常是“大言滔天,诡论灭世”,以自己掌握的经术妄自尊大,其他人等都敢怒不敢言,惟有刘敞刘攽兄弟敢于抑其锋芒,这也是苏轼所看重的地方,因此在祭文中苏轼特意提出了这一点。

    到了秋七月,离父亲去世已经二十七个月,苏轼兄弟除丧,丁父忧结束。

    苏洵临死前,因为大哥苏澹死的早,子孙们尚未成年,苏轼嫁给杜垂裕的那个姑姑死后尚未安葬,苏老泉就嘱咐苏轼要好生安葬姑姑。

    所以,苏轼一经除丧,就马上又安葬了姑母。后来苏轼当了大官,后世子孙可以得荫,就把自己的一个指标转让给了大伯父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丁忧三年,这是苏轼为官后最后一次的长时间居乡。此后一经把自己置身于波诡云谲的官宦生涯,回乡,也就成了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