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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开始受到冷落

    在上皇帝书中,不依不饶的苏轼接下来说,陛下您还很年轻(宋神宗时年二十二岁,苏轼三十五岁),有天生神智勇武,如果陛下不采取谨慎的态度而是急功近利冒进前行,就会像是驾着轻车快马,冒险夜行,那一帮人还在后面策马扬鞭,那还不是要翻车吗?(注意这句话的份量,语气重且已经极为露骨和直白了)

    陛下您应该专门cao持国家最重要的事,治理国家的根本,平时修养自己的身心与性情,清静无为而治,这样一来,万事万物都遵循自然、回归正道。像什么百工与朝廷各部门的些小杂事,连宰相都不屑于过问,陛下还要去过问吗?

    苏轼最后说,我仁宗朝时,事情无论大小,全部按照法律办事。人不论贤愚,全部根据公议升降。而现在擢拔新人,完全根据好恶,那些被提拔起来的小人,坐席未温,就会反过来去攻击提拔自己的人。这些人聚散无时,互相攻击,遇到国家危机,定会迅速土崩瓦解,最终定会贻误朝廷的大事。一百个人聚在一起议论一件事,就不会有偏颇就会非常公正。我的陛下啊,如今天下已经众口一词,都在认为新法的不便,而陛下却要孤注一掷地去实行,微臣真不知道您要走到何种田地!

    上书说了这么多,苏轼是解气了,但后面的事情发展却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

    在苏轼私底下给自己书画界的朋友、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写的信中,苏轼自诉近来的文人学士都在业余时间谈论什么理学啦、佛学了,看似时尚其实都不值得肯定。自己先前在科场中写的文章,都是些不得已的应时性文章,但被很多人传阅,实在是惭愧至极(主要还是仰仗欧阳修等文坛大佬们的宣传之功)!近来,朝廷根据名声选拔出来的官吏,有些人虽说言谈举止与和孔孟没什么两样,而已经试用,其作为却很少不为人们所耻笑(迂腐)。其笔锋所指,明眼人一看即是指王介甫也!

    熙宁三年春二月,苏轼在京城当差,弟弟苏辙也被差调入贡院,再有半个月,苏辙的工作将告一段落,就可以出来休息了。汴梁城的宜秋门内外,到处都是高槐古柳,全然就像深山老林的环境,倒很适合苏轼狂放的个性。

    苏轼如今所住的南园,还是父亲留下来的产业,里面有一处小花圃。寂寞独居时,苏轼就教育并逗弄一下膝下的幼童,种植一些菜蔬,聊以遣怀。

    从首次上书论奏,指斥上元节有关部门拿圣旨横行霸道、压低市价,从民间购买四千盏花灯,建议朝廷取消这一决定起,神宗皇帝立即采纳了苏轼的建议。苏轼方天真地认为圣明的神宗皇帝能虚怀若谷,充分采纳各方面的意见。

    后又趁热打铁奏上了一道六千多言的奏折,意气风发地充分论证了新法的不周之处。

    接着,苏轼又趁进士考试,准备好了一份《拟进士对御试策》乘机献上。这次神宗皇帝虽然没有听从,但也胸怀宽广地表扬了苏轼的正直与忠勇。起初,神宗皇帝并没有当回事,但王安石却大为光火,其同党更是咬牙切齿,开始着手争相排挤苏轼。

    御史知杂(侍御史知杂事的简称)谢景温首先发难,使出浑身解数罗织罪名,终于找到理由告发苏轼,说其在父丧扶柩回乡时,用官船捎带私盐回乡贩卖渔利。于是,朝廷命令各路侦探将当时的梢工及篙手一干人等,抓来严刑拷打,寻求证据,但因实无此事而不了了之。

    据传,神宗皇帝当初看到苏轼上奏的《拟进士对御试策》时,当场就把它出示给王安石征求意见。

    一直带着有色眼镜的王安石看后,鄙夷地说,苏轼这人,但从才学论,有着很深的修为。但是,此人所学的东西来路不正,尽是些欺世盗名之学!此次又是因自己不得志的原因,言语中已经跌宕失态到如此地步,请圣上将其罢黜了事。

    当时在场的曾公亮插话道,我觉得苏轼只是持有不同的言论,并没有可以加罪的地方。

    过了一段时间,王安石又怂恿神宗说,陛下何不将苏轼罢黜出朝廷,难道是因为怜惜他的才学吗?譬如我们要调教一匹恶马,首先须减少它的草料,再多加鞭笞(减刍秣,加捶扑),使其服服帖帖后才能为我所用。就像苏轼这厮,不加以磨练其心性,压灭他的浮躁之心,怎能为陛下所用。这种人,其才学能为世所用者甚少,而为害世道者甚大,陛下不可不察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在朝廷中的影响还真就变得越来越微妙了。

    邵武(今福建省南平市属县级市)人叶祖洽(字敦礼),在殿试后神宗令当时的变法二号人物、宰相陈升之把的关,被赐予进士及第第一,当时任编排官的苏轼与苏辙、刘攽等人上书反对,认为叶祖洽不仅学识粗浅,议论不当,而且策论的卷子中还有“祖宗以来至于今,纪纲法度因循苟简而不举者,诚为不少”等语,实有轻率和对祖宗不尊之举。苏轼的意思是将叶祖洽罢黜,如若不然,像这种靠着诋毁祖宗以献媚时君的小人,一旦擢为进士及第第一,何以正风化。

    遗憾的是,这次神宗对于苏轼的上奏并不认可。

    相反,对于此次科场的进士胡璞(字器之),此人博学工诗,曾经在路过采石渡时题诗凭吊诗仙李太白。

    采石渡,也即采石矶,又名牛渚矶,是中国长江中游南岸的一个港口,位于今安徽省马鞍山市的长江南岸。采石矶为长江沿岸三矶之一(另两矶分别为燕子矶和城陵矶),历来为江南名胜,古往今来,吸引着许多文人名士,像白居易、王安石、苏东坡、陆游、文天祥、陈运和等都曾来此题诗咏唱,特别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这里饮酒赋诗,相传最后因酒醉赴水中捉月而淹死,更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胡璞的题诗为一七绝:

    抗议金蛮反见仇,

    一杯蝉退此江头。

    当时醉弄波间月,

    今作寒江万里流。

    苏轼初见此诗,惊为唐人所作,玩味不已。从苏轼对待叶祖洽与胡璞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苏轼的喜好与文人心底特有的那种纯真。

    还有一位叫顿起的举子,作为编排官的苏轼苏大人见到小顿的策论中用语憨直、不避世俗,尤为欣赏。顿起虽然出自吕惠卿的门下,而独守故学,对于王安石、吕惠卿之流订立的新学敬而远之。因此,在其后的一次洛阳城里考试举子之后,同弟弟苏辙一同邀上小顿去登了嵩山,还饶有兴致地登到了山顶。

    是科进士中,还有一位无锡籍人士叫陈敏(字伯修)的,尤为王安石所嘉许,称其堪大用,被除以太学正。这是个正九品官,隶属于国子监,职责是辅佐博士施行教典、学规,凡是违犯学规者,以五等处罚予以处理,并将学生守纪律、治经学、考试成绩等情况上报博士。奇怪的是,此人也与苏轼交游来往,私交甚厚。

    后来的陈伯修同志出守台州期间,朝廷下令全国范围内都要树立元祐党籍碑(上有苏轼等人不行新法的党人名单),伯修坚辞不从,其下属就偷偷立之。待伯修知道后,怒而碎其石,“挂冠而去”,从此自号濯缨居士,年八十一岁而终。由此可知,这种人与苏轼相厚,原来是冥冥之中的水到渠成、物以类聚啊!

    这年三月间,武穆王钱镠五世孙钱藻(字醇老)以尚书司封郎秘阁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此人曾进士及第,又中贤良方正科,曾经当过知制诰,加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后改翰林侍读学士,除审官东院。老钱为人“清谨寡过,为治简静,人称长者”,以明经进士制策入等,入馆阁,编校书籍,其文章学问有过人之处,放在天子身旁在合适不过了。但他因不奉新法而是自愿前去治理一州,最终竟选择去了穷山恶水的婺州。

    按照宋时的官场惯例,馆阁人士补放外任,同舍之人皆会饯送一下的。在送别的酒席上,按当时惯例是先向老钱索要一首诗作,就像今人索要名片一样(尽管背过身就会扔进垃圾堆里)。不过,要是在场的尽是文人雅士,可能要例外了。因为当时流行以主人的一首小诗的每一个字为韵,每人都要重新作一首送行的诗。这与当今的KTV里一样,大家都尽情地释放一下自我。

    年长苏轼十五岁的老钱做了一首七绝,苏轼分得一个“英”字为韵,本来这是一群文人们在一起玩的一种文字游戏,但苏轼却在日后因该诗而得祸。

    原因是苏轼在诗中借孙醇老的求出外郡,讥讽了当朝的许多投机钻营的急进者。另外,还借此揭露了青苗及助役等新法实施以来,百姓输纳不前,官吏们用皮鞭捶打。老百姓只能在醉酒时诉诉苦,一旦酒醒还会后怕不已,唯恐得罪朝廷,“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

    暮春时节,正当苏轼在与诸位同仁诗词唱和之际,弟弟苏辙打起背包要去赴陈州(今河南淮阳)教授任了。

    四月初七,苏轼给二堂兄苏不疑回了信。因为前些时,二堂兄通过驿站给苏轼寄书,告知老家的各位亲属都身体康健,让苏轼安心在京城公干。苏轼在回信时告诉二堂哥,自己的家眷,还有陈州那边苏辙的家眷都很好,不必挂念。

    接着,苏轼又向堂哥抱怨道,近来的朝廷上下,凡是不配合青苗法推行工作的官员,都要被收拾,就连前任的宰辅也不能幸免。自己要是请求外任到地方上任职,必定要不折不扣地带头去推行新法,但依自己的个性定然不会屈就,到时候肯定会被朝廷整治得死无葬身之地的。

    因此,苏轼对堂哥倾诉说,现在自己还没有下决心请求外任,姑且在京城的闲职衙门里等等看,先悠闲自得地先消磨一段时光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