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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心贼 十七

    胡惟德(1863-1933),字馨吾,浙江吴兴人,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

    1888年以算学中举人,上海广方言馆毕业,清末历任驻俄使馆参赞,1904年使俄钦差大臣、外务部右丞,1908年使日钦差大臣,1910年外务部大臣,1911年清末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副大使,1912年民国唐绍仪内阁任外交次长,历任北洋政府驻法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牙公使、驻法国公使、1920-25年驻日公使、1922年外交部太平洋会议善后委员会理事、1926年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兼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1927年1月又任内务总长,11月北洋政府平政院院长高级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1918-1928年四次连任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等职,1933年病逝于北平。

    胡惟德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曾多次担任驻外使节,后任民国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参与并见证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是书写晚清与民国外交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其子胡世泽也是著名的中华民国外交官,是首位中国籍联合国副秘书长。

    人物生平

    出身背景

    胡惟德1863年生于浙江吴兴一贫寒之家。出于谋生需要,少时被父母送入上海广方言馆就学,主修算学,兼习法文。修业十年后,胡惟德获准进入京师同文馆深造。1890年,为清政府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选中,随同赴英实习。此后,先后随驻外大臣杨儒赴美、驻俄,官至二等参赞。

    清末驻外公使

    1902年2月17日,大清驻俄使馆沉浸在悲痛之中--驻俄公使杨儒因与俄交涉交还东三省时,受俄权臣维特威逼羞辱,跌伤患病卧床一年而病逝。使馆一切事务落到了参赞胡惟德身上。

    胡惟德干练持重,处理外交事务稳妥得当,深得清政府赏识。他先是成功主持对俄交还天津交涉。庚子事变后,英、日、俄曾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统衙门”,驻兵占领天津。胡惟德经与俄交涉,迅速促使天津交还事宜顺利解决。其次,则是庚子事变后的还款问题。俄国趁当时银贱金贵,要求以金价为赔款基准,意图扩大在华利益。胡惟德与俄方交涉,一再拒绝俄方讹诈要求。

    1902年7月,清政府任命胡惟德出任驻俄公使,成为独当一面的外交重臣。他继续交涉庚子还款问题,并依据《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促使俄方履约,从东北完全撤军。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土地上进行,直接损害中国权益,无力抗拒的清政府只能宣告中立。胡惟德奉命与俄方交涉中国中立事宜,并援引海牙和会章程和红十字会条款,筹组红十字会在战区救助中国民众。然而,日俄无视清政府要求,拒绝中方要求。

    此后,胡惟德先后担任外务部右丞、驻日钦差大臣、海牙国际法院中国委员、外务部左侍郎兼税务大臣帮办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胡惟德出任袁世凯内阁外务部副大臣署理外务部大臣,位居外交决策中枢地位。

    民国首任外交部次长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胡惟德以外务部大臣身份代表袁世凯,率领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等,前往养心殿参加清王朝最后一次朝见皇帝仪式,接受清廷退位诏书,成为清廷退出历史舞台的见证人。3月,袁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的第一届北京政府成立。

    胡惟德因袁的关系,被任命为总统府外交顾问、税务处督办,并兼任外交次长,在外交总长陆征祥到任前,兼代外交总长。由于胡惟德观念保守,在外交部一切沿用前清旧习,自然不为5月到任的主张仿照西方模式彻底改革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所容。

    1912年11月,他被外派为驻法国公使兼驻西班牙、葡萄牙全权公使。1914年起,专任驻法公使。

    在胡惟德使法期间,欧洲一战爆发。受困于战时环境,胡惟德随时与外交部、驻英公使施肇基、驻德公使颜惠庆等互通信息,交换对形势看法,但难有作为。1917年8月,中国加入协约国集团,宣布对德奥宣战。中国参战目的只限于取消德奥在华的领事裁判权、没收敌产、废除条约等,不派军队而是提供民役。期间,先后有约15万华工赴法参战。胡惟德为首的驻法使馆,为维护华工利益做过一些努力。

    参与巴黎和会

    一战胜利后,身在巴黎的驻法公使胡惟德极为忙碌,一方面为举办庆祝欧战胜利活动而忙碌,另一方面承担了中国参与巴黎和会的筹备工作。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但是,代表团在任命全权代表时,因人选和席次问题引发了内讧。一度传言胡惟德将出任全权代表,却未能成为事实。因全权委员名额有限,北京政府任命其为“欧会襄办委员”。胡惟德曾接洽安排陆征祥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会面,还亲往伦敦活动。胡惟德更联合颜惠庆等人,说服北京政府同意组成由全体公使在内的委员会,讨论和会事宜。虽然权限所限,胡惟德还是尽力参与了和会中国代表团召开的75次会议,特别是极力调和代表团内部矛盾,为中国的和会外交作出了贡献。

    由于和会完全cao纵在英、法、美、意、日五大国手里,4月30日,中国争取山东回归的外交努力遭遇失败。代表团内部围绕着是否签字问题发生争执。在代表团秘密会议上,胡惟德主张签字,理由是“国际联合会不可自屏于会外”等。但中国代表团最终选择了拒签。

    “幕后英雄”

    1920年9月,巴黎和会结束约一年后,胡惟德转任驻日公使。一战时,日本借机对德宣战,强行将德国的中国胶州湾租借地据为己有,又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巴黎和会期间,更运用卑鄙手段,迫使其他列强同意,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日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维护中国山东主权。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犹如一枚炸弹,使处理中日关系如履薄冰。此后,“安福祸首引渡事件”、“福州事件”、“庙街事件”又火上添油,使中日关系更形紧张。在此种情形下,驻日公使一职如烫手山芋,总统徐世昌数度觅人接任,胡惟德在北京政府允诺“于外交各案,仍请中央负责,个人决难单独进行,并要求关于驻日使馆之公费,亦须按月拨发,以免无法筹措时发生困难”的任职条件后,同意履新。

    胡惟德到任后,随时留意日本国内动向,不时向北京政府提供日方愿与中方交涉的消息,还出面与暹罗(今泰国)驻日公使洽谈中暹通使问题。恰在此时,美国主持召开“华盛顿会议”,胡惟德充当了“幕后英雄”的角色。

    巴黎和会虽然解决了欧洲列强间的分赃问题,但远东地区特别是中国问题,各国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利益划分问题却没能解决。于是,在美国cao纵下,1921年11月~1922年2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著名的“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派出了以施肇基为首席代表、顾维钧与王宠惠为全权代表、有130余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胡惟德虽未与会,但作为与当事国日本联系的官方代表,他及时将日本关于华盛顿会议的态度、政策电告政府,有助于形成北京政府的对日决策。而且,他还随时向政府就中日问题提供建议和咨询。中日最终就山东问题签署《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使拖延八年之久的山东问题得以解决。

    1922年6月,北京政局变故,胡惟德被免职回国待命。1923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胡惟德为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

    政治生涯顶峰

    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展开北伐,北洋政府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谢幕前的一刻,军阀、政客拼命抓住机会,争相亮相,造成北洋政府内阁更替频繁,也为胡惟德这样的外交官登上权力顶峰提供了机会。

    1926年3月,新上任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贾德耀组阁,胡惟德再次担任外交总长,并兼任关税特别会议全权代表。就在贾德耀组阁之时,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打响。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阀军舰进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列强的强权与蛮横,引发了北京学生、市民等在天安门举行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声讨列强的罪行。但是,段祺瑞执政府丧心病狂,血腥制造了“三一八”惨案。4月9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发动政变,驱逐段祺瑞。北京政府处在混乱之中,由外交总长胡惟德、财政总长贺德霖、教育总长胡仁源三人暂时维持,欧美人士称之为“三H政府”。20日,段祺瑞宣布下野,任命胡惟德兼署国务总理并摄行临时执政职权。这是胡惟德政治生涯的顶峰。但胡惟德以年事已高,只同意以代理身份维持局面。5月13日颜惠庆组阁,他辞去了一切职务。

    1927年1月,胡氏复任顾维钧内阁内务总长,但到3月底便拒不到部办公,自行宣告辞职。1928年5月,胡惟德第四次连任海牙国际法院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为他外交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