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试探接触3
“看你一脸书卷气，读过书吧？” 如果是外国领导人，战士一定会规规矩矩地回答（当然，换成21世纪的外国领导人，也不会问出这么白的问题），但面对眼前的常凯申，战士却是老实不客气地白了他一眼：“我是浙江大学2018届在读大学生。” “在读大学生？”常凯申和宋戴何白等人都愣了一下，大学生参军不是没有，但是在一个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理念的国家，当了大学生还要参军实在是一件比较难以理解的事。 ———— 我们说到民国大学生的时候，第一印象大约是忧国忧民，奋发图强，关心时事，满腔热血之类。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大约是因为“五四”“五卅”“示威游行”等各种爱国运动多由学生发起，再加上国共两党的顶尖人物都显得文质彬彬，我们下意识地把这些人与“民国大学生”划了等号，认为他们代表了民国大学生这个整体。 但是其实，他们只能代表民国大学生之中“出色”的一批人，而更多的民国大学生其实并不是那么以国家为念。 要具体分析民国的大学生群体，需要的篇幅很长，大家有兴趣还是自己去查相关资料吧，这里只简单的举几个事例——读一下倒也蛮有趣的： 首先是在校大学生：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这导致大学生中有相当多的“阔少爷”，女生带老妈子上课，男生让门房跑腿，在当时的高校十分普遍，这类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带着佣人上大学，读书期间混吃等死，等着毕业父母给找工作。 不少民国大学生的大学生活是在“早上睡懒觉，上午打球玩，下午看电影，晚上去餐馆”中度过的。更有甚者，大学期间专心逛窑子，过生日去妓院摆花酒。比如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他在大学时，正好20岁，当时所读的中国公学难以为继，家中上演分家产闹剧，胡适生活一团遭，于是整日花天酒地，在胡适的日记中，他在59天里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11次，逛窑子10次。在日记中，胡适还记录了1910年2月12日雨夜，因为喝花酒后回家闹事，被巡捕罚款5元的事。当然，胡适作为学者，日后回忆这段事难免痛心，称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 相比于胡适，素质更低的阔少大学生，逛妓院就更加荒唐了，争风吃醋，在妓院大闹的也不在少数。李开周在《嫖妓与租房》一文中，讲述了一名阔少嫖妓闹事的故事：瞧见对面房间一老头儿拥着一位青春靓丽的姑娘，气不打一处来，向老鸨拍桌子：“怎么不把那好的介绍给我？”老鸨说：“对不起少爷，人家是包月。”“包月？那老家伙一个月出多少钱？我多出三十块大洋，你去叫他滚蛋！”老鸨见钱眼开，当即跟老头儿毁约，于是那姑娘就“转包”到这位大学生名下了。 除了嫖妓喝花酒，民国大学生还热衷于逛舞场，而且丝毫不受时局影响。跳舞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娱乐新玩法，大学生作为先锋群体，自然率先参与，一时间大学生纷纷出入舞场，左拥右抱，当时上海大学生复兴运动促进会发表宣言描述说大学生“悉逞豪奢，挥霍无量之金钱，换得暂时之rou感，用意既殊，流弊立现，诱人堕落，莫此为甚。” 当时有大学生记述了自己逛舞场的“第一次”体验：“回到学校里，心儿还是常常在跳舞场中。那薄薄的衣裳，高耸的乳峰，跳躍的****，无一不给我以一种有力的迷惑。我屡次想做舞场的第二次的顾客，尽情地拥抱那美丽的女人陶醉。”显然，逛舞场可以给学生提供极大的rou身满足，于是情不自禁进入舞场。 …… 在校时如此，毕业之后呢？ 1937年8月5日（“7，7事变”以后了），《中央日报》刊登了一则对未就业大学生期望月薪的调查，毕业于北平国立师范大学的文学学士叶女士，期望月薪140元，国立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黄某，期望月薪150元，而且要求的工作地点是南京、上海这类“一线城市”。实际上，当时北京的中学校长，月薪也不过为一百元，一般城市里的小康家庭，月收入也就15到30元，可见大学生的自视有多高了。 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些人还斤斤计较于自己的收入工作地点，可想而知他们是否会愿意走上战场了。 …… 毕业不等于就业，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大学生就业后的表现吧：中华职业教育所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令人堪忧：“（大学生）关于学力方面：文理欠通；计算迟钝；书法恶劣或潦草；英文不会用。关于办事方面：缺乏兴味；缺乏经验；没有责任心；没有决断力；太鲁莽；有始无终，遇事敷衍；不听指挥。关于道德方面：自视太高；脾气太大，计算薪俸。关于行为方面：不惜物力，有浮华气；好批评人；太奢侈；不讲礼貌。关于交际方面：无应变才；好滥交友；以烟酒为应酬品；说话少信实。”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社会环境有关，入前文所说，民国时期的大学是精英教育，能够读大学的人多出于殷实之家，他们对社会知之甚少，本身能力一般，但因为家庭出身好，多数人都在找工作时都抱有极高期待。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大学生中，56.3%出身于官宦家庭，20.3%出身于实业家庭，因此他们本身就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而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也抱有极大期望，假如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当一个小职员，这会被亲戚朋友所不齿。 …… 自视甚高，又不肯吃苦，把这些人投入军队会是个什么结果就可以预料了。实际上，民国各系军阀都不愿招收学生兵，一来固然是尊重知识，尊重读书人，二来估计也是担心这些人拖后腿。 1941年11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曾说：“于是全部知识分子皆免服兵役，而实际征服兵役者，几全为贫弱无知之民。在（民国）三十二年三台学生未发动从军以前，抗战的六年中，所征一千余万兵员中曾无一个中学生之参加。”张群此说虽不免夸张，但确实抗战初参军的大学生极少。 那么常凯申呢？不是说“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吗？ 估计这只是热血的宣传，就那么一说，到实际执行的时候，国民政府对于这些人也不待见，不鼓励。1943年10月，常凯申下了一道紧急手令：为了早日组成青年远征军，立即在全国征集10万知识青年，分批空运印度，接受美军现代化的训练。常凯申这道紧急手令，并没有得到大学生积极响应，报名的学生寥寥无几。当时国共正发生冲突，大学生普遍认为应该调动胡宗南军队增援前线，征集大学生参军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不少学生表示：中央不调西北军队，我们就坚决不从军。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加大宣传力度，常凯申也亲自出面鼓励青年学生参军，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媒体和政府进一步宣传知识青年从军的紧迫性，此后大学生才大量参军。 实际上，大学生即使参军也要接受相应的军事训练，但大学生掀起参军高潮是在抗战末期，很多参军大学生未能真正走上抗日前线。以交通大学为例，1943年，有74名大学生相应常凯申号召参加海军，随后开始接受军事培训，时长为一个月，1943年5月，培训结束，这批大学生被分别派往英国和美国受训，到当年10月份，赴美受训的学生才正式进入美军海军军官学校。 豫湘桂战役后，知识分子掀起参军高潮，参加军队的大学生日渐增多，1945年，1000余名士兵赴美接舰，其中青年学生兵475名，交大学生占两成，这些学生1945年1月启程，5月进入美国海军学校受训，训练时长为一年，但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便正式宣布投降，这离这批学生兵毕业还有大半年，他们都未能走上战场杀敌。 相比于身处后方的大学生，处在日占区的大学生则是另一番情景。一位上海大同大学的大学生1944年的日记记录了日占区的大学生活：有位严姓同学感慨，大学毕业要花千把块钱，要通宵跳舞，开party，还表示看不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女学生爱打扮，男学生抽香烟带帽子歪带，三言两语不和就要同人打架。完全没有因为家园沦陷而悲伤，更别提上前线抗日了。 由此观之，在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中，虽有不少大学生参军抗日，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大学生参军的比例并不算高，真正走上抗日前线的大学生也不多，更有甚者，在沦陷区照样娱乐玩耍，并没有亡国之感，还有不少人甘愿做汉jian，为虎作伥。 （好吧，地效承认，这一段是资料，地效只是当了一回搬运工。本来的用意……大家可以在下文看出来，结果洋洋洒洒贴了这么多，这一段就不算正式字数了。说实话，看到这段文字地效也颇为颠覆，感觉那时候的大学生还不如这时候的——虽然地效本人其实没有读过大学） ———— “你的军衔是……”陈诚上前来，看着这个士兵肩头的肩章问道。 “上等兵。” “上等……兵？”宋美龄吃了一惊：“大学生？” “大学生做上等兵很奇怪吗？”这个战士忍不住吭声道，“我的战友普遍都有大专以上文凭。” 陈诚和何应钦面面相觑，在国内，这种文化的人进入军队，肯定会被送到技术兵种，而且肯定不会是普通一兵，一般也是文化教员（****中也是有文化教员的），文书干事一类。 董老不得不上来解释，“他们那边的教育开展得不错，已经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他们这个年纪的人，普遍都有高中以上文化。在个别高技术兵种，比如火箭军中，要求全部具有高中以上文化。” 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是炫耀之意任谁都看得出来，让几个国府高层心里颇不是滋味：知道你们阔了，犯得着这么嘚瑟么？ 没想到那边刘跃军将军还要在伤口上补刀：“事实上，据我所知，我军的火箭军里，超过三成以上的官兵拥有硕士以上学位——没办法，那些个高科技，也就是他们这些个年轻人玩得转，换我们这些老头子，就只能是各种不明觉厉了——哦，就是不明白他们玩的是什么，但是一看就觉得很厉害的意思。”（这个是胡诌的，二炮的整体文化水平地效查不到资料，只是模糊记得以前曾经看到过某个资料是这么说的，存疑中） 奢侈啊。日本人以教育立国，大力发展国民教育，到现在军队中依然不乏文盲（二战时日军有规定，小学没有毕业者不得担任军官，而还真有不少士兵因为这个规定得不到提拔，可见确实有文盲），但即使是由这样的兵员组成的军队，也已经打得中国军队找不到北了，他们那边拿高中生来做小兵的？ 他们军队中的技术兵种得占到什么比例？ “你不觉得屈才么？”宋美龄又问道。 “屈才？我这样的算什么‘才’啊，”这个战士愣了一下，叹了口气，“本科满街走，硕士多如狗，也就博士还能抖一抖。像我这样的，扔人堆里就找不出来了。我之所以会参军，说实话也是为了日后退伍和毕业以后，找工作能有一点竞争优势。” 常凯申和一干随员面面相觑，估计暂时已经失去思考的能力了。 “哦，一开始是为了找工作才入伍的啊？”刘老将军笑道，“现在还这么想吗？” 作为一个中将，刘老将军肯定不会去专门注意某一个上等兵的思想动态，那是班长的工作——最多算是连指导员的工作。 “报告！”这个士兵一下子端正了军姿——就是全身抖了一下，跟先前没什么差别，他的军姿一直都很标准，“我一开始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我很庆幸能走上抗日前线，为保卫我们祖国尽一份力量！” “哦，你愿意参加我们的抗战？”白崇禧问道，“你们——你和你的战友们——都是这么想的？” 眼前这个士兵，绝对比国内任何军队的士兵都要精锐，可能比日本人还强（没有直接交手，不好判断），由这样的士兵组成的部队投入抗战，只要有十万，小诸葛有信心把长江口那十多万日军一口吞了。 “将军（这个士兵显然不认识白崇禧，实际上面前这一排人，他只认识常凯申，宋美龄如果不是跟常凯申在一起，他也不认识），”这个士兵大声道：“不是‘你们’的抗战，这里也是中国，也是我的祖国。” “……”常凯申看看这个忽然散发出强大气势的士兵，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赳赳武夫，国之干城。” 想了想，又问道：“你觉得，我这个痿鼋长，干得如何——就是说我指挥的打仗，怎么样？” 常凯申真正想问的，只有这个。问这个小伙子年纪，还有学历什么的，都只是铺垫——必不可少的铺垫。 如果是为了了解“这个人”对自己的看法，那么直接问就可以了；但是常凯申是想要通过这个士兵来了解“那边”对自己的看法，那么就有必要先确定这个人的年龄段和文化程度了， 用那些马列党常用的社会分析来说，就是要看这小子“属于和代表哪一个阶层”。 21岁，正是血气方刚，一切都直来直去，有什么就说什么的年龄，不会掩饰自己的想法，不比那边的两个老狐狸，什么话都掏不出来（常凯申不认为董老和刘将军会对他说实话）。 同时这也是一个看问题容易流于表面、看不到深层次的年龄，特别是这个战士听起来好像是从学校直接跑到了部队，就更没有机会接触社会了。 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这样这个小伙子的观点估计也比较接近于官方观点。 除了年龄，文化程度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麻烦的是这小伙子的文化好像非常高，这大大增加了他“说瞎话”的可能，读书多的人心眼儿总是更多一些。 不过，通过中间的两个随机问答，基本可以确定，这小伙子说的，是自己的真心话，不是事先排练好的官方说法，也不是这小子随口乱说。 总的来说，这小伙子说的话，还是具有参考意义的。 战士疑惑地看了看常凯申。 “实话实说就好。你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不需要对我撒谎。就像你的这位将军一样。”常凯申木无表情，“我希望能听到一点真话——等我以后有空去你们那边，我也一样能听到的。” 于是这个战士吐出了让白崇禧后来笑了一天的八个字。 “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最后再P.S一个有些无聊的问题：我认为不能说常凯申“内战”内行。所谓内战，是指国家内部的“战争”，但是我们知道，常凯申一辈子怕是没有打赢过一场·纯·粹·的·战·争，他在内战中的胜利，几乎都是靠着军事以外的手段，所以这不是“战”，是“斗”。所以常凯申是“内斗内行”，说到“内战”，他同样是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