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和技能重要性完全压倒家族关系

    从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蓝血世家”主导美国政治经济，到犹太族群进入上层，再到新近知识精英快速崛起，美国的上层社会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教育又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此为“美国商界精英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系列第二篇。

    “惟才原则”的上升和“贵族统治”的终结

    从两次世界大战开始，前述“贵族统治”局面开始弱化，而逐渐向“能人统治meritocracy”或曰“惟才原则”演变。这里有许多历史因素，特别是美国向中西部不断扩张的“新边疆”世纪的终结，促使大量白人平民和新移民寻求其他的社会上升机会。即便在东部，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和后来的犹太移民筚路蓝缕，打破韦伯所谓“新教工作伦理”的神话，而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新英格兰地区的爱尔兰移民后裔是第一个打破“WASP专政”的群体，肯尼迪家族是其典型代表。老肯尼迪哈佛大学毕业，通过银行和地产投资发财后从政，成为罗斯福总统的驻英大使。他的四个儿子都进了哈佛，除了长子二战阵亡，其他三子都成为显赫政治领袖。

    几年前，一位哈佛法学院犹太教授在《纽约时报》撰文，把“惟才原则”的实施归功于某些“进步”WASP的无私远见，有点过誉。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WASP世家和族群在美国社会竞争中呈现老化衰败的迹象。1963年出任耶鲁大学校长的京曼·布鲁斯特(KingmanBrewster)，便把自己形容成“知识界的投资银行家”：为了维持名牌大学未来的领袖地位，不但要将“证券组合”多样化，还要根据社会大势，抛售眼看行情即将下跌的“旧股票”，购进虽有风险但也会有高回报的“新股票”。

    但WASP蓝血世家群起强烈反对。1966年的耶鲁大学校董会上，一位出名的银行家公开批评耶鲁推行超越族群和“蓝血世家”的“惟才原则”：“你们招生目的不再是培养领袖……这里在座都是美国的领袖，其中既没犹太人，也没有公立中学毕业生。”在更多有钱的耶鲁校友抵制下，耶鲁大学曾经陷入财政困境，出现不断增长的运营赤字。但是十多年后，耶鲁远见投资的“绩优股”效益逐渐体现，众多成功的犹太和其他非WASP校友的大笔捐助，使得耶鲁成为全球最有钱的大学之一。

    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从1980年代开始，“惟才原则”终于推进到华尔街和美国企业界，“WASP专政”因此不断衰落。这一过程的重要结果，是美国商界原来基于WASP“蓝血贵族”的人际关系重要性也大幅度下降，今天“教育和技能的重要性完全压倒了家族关系”。

    犹太族群的崛起

    美国犹太族群的崛起，是“惟才原则”实施过程最值得一提的例证和成果。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社会主流仍然抱有强烈的反犹主义。甚至到了1970年代，尽管提拔基辛格出任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犹太国务卿，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录音带上仍然充斥了轻蔑和咒骂犹太人的粗口。

    最好的例子，也许无过于今天尽人皆知的美国每年的移民配额。这一配额是1920年代美国国务院文件警告会出现“肮脏且难以归化”的东欧犹太移民的大量流入，而最早开始实施，也是二战期间受尽纳粹迫害的欧洲犹太难民难以进入美国的一个原因。

    欧洲历史充分表明，单凭犹太人的金钱并不能保证政治权利和影响，以及逆转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犹太人在新大陆成功的真正关键，在于他们对美国上层建筑的征服。这一过程的重要步骤，便是犹太人征服常春藤校园。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首先应该归结于犹太文化注重子女教育的优秀传统。在知识界和学术界脱颖而出的犹太学者，以无可争议的学术成就，大批走进常春藤校园担任教职，进而上升到学校领导层，显著改变了这些名校歧视排斥犹太人的政治文化。

    同样重要的是犹太人在经济领域特别是华尔街和企业界的崛起，大批犹太富翁开始成为常春藤名校的捐款施主。例如哈佛大学“资源委员会”中，犹太族裔的大款比比皆是。这样的现实，使得强烈依靠捐赠基金的常春藤名校的招生政策向他们倾斜。这些犹太施主包括了当年在校时饱受WASP白人歧视的校友，后来却不计旧怨回馈母校。这种例子也反映了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经济阶梯上的爬升速度。1965年，当年靠半工半读毕业的校友、银行家WilliamHorowitz当选为耶鲁大学第一位犹太裔校董，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例子。经济地位上升也使得大批犹太新富可以步美国东北部蓝血世家后尘，将子女从小就送到各所贵族预校就读。而这些预校至今还是常春藤名校的“输送学校”，因而形成财富—精英教育—社会地位—财富的“良性循环”。

    犹太人占领美国上层建筑极为重要的层次，是全面主导美国媒体和法律界。前者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不再多议。而后者原来是“WASP专政”的主要特征，从1960年代开始，逐步让位于后起的犹太法律精英。如今美国顶尖律师事务所中，多数是犹太人几十年前创办的。犹太人在美国人口中不到2%，却占了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的三名(33%)！WASP如今却连一个大法官都没有(剩下六名都是天主教徒)。另外，从国会两院到华尔街投行，律师都是关键的玩家。

    犹太人在美国商界的主导地位，无过于华尔街金融业。各大投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犹太老板和主管比比皆是。决定美国乃至全球财经大政的最近三届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以及克林顿政府的两任财长鲁宾和萨默斯，也全都是犹太人。注意，这些犹太大亨们的父亲或祖父，都还是默默无闻的升斗小民。《华尔街日报》说“教育和技能完全压倒家族关系”，再是恰当不过。

    高科技革命和知识型经济

    如果说上世纪前半期，美国还是维持了相当一段时期的“世袭贵族”精英，那么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结构保持了长时间的稳定，表现在组成道琼指数30家大公司，半个多世纪中变动很少。但是自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变化加速，高科技革命带来不断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例如称雄百年的柯达公司，最后也在自己最先发明的数字照相机冲击下，黯然退出历史舞台。

    在这种大势之下，美国企业和财富精英的洗牌过程大大加速，例如目前道琼斯指数30家公司中，1980年代进入的占了20家以上，新世纪进入的就有7家。在标准普尔五百强中，最新两年2012年和2013年加入的分别是17和12家公司。这样迅速的洗牌过程，使得原先的“贵族世家”加速衰落，旧的社会和家族关系也大都过时。在当代大亨中，不要说起祖辈，就是其父母也多是无名之辈。

    例如美国当下最突出的亿万巨富，股神巴菲特、微软比尔·盖茨、谷歌两名创始人、雅虎创始人、亚马逊网店创始人、脸书老板扎克伯格、苹果公司已故老总史蒂夫·乔布斯，没有一个父母是名人巨富。高盛集团当前首席执行官LloydBlankfein，父亲是邮局小职员，母亲是接待员。唯一的例外，大约是沃尔玛连锁店创始人的几个子女。但是没有人认为这些子女会在商业上再会有什么造就。

    但是观察上面列出的新亿万富翁，也可以发现若干共同特征：他们大都是中产阶级知识家庭子女。经受过常春藤名校的教育。无怪常春藤名校招生过程，也把中产阶级知识家庭子女看成是智力和进取心的最佳组合，代表最有希望的可造之才。

    2014年，麻省理工学院两位专家ErikBrynjolfsson和AndrewMcAfee出版一本新书《第二次机器时代TheSecondMachineAge》，迅速成为极有影响的畅销书。他们以大量调查事实表明：人工智能代表的技术革命还会大大加速，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变。牛津大学两名学者CarlFrey和MichaelOsborn据此对美国职场作出一项详尽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在未来廿年中，美国全部702种职业群体中，将近一半(47%)职位“有高度可能被自动化和机器人取代”！

    总之，在上述趋势下，美国企业和财富精英的洗牌也只会继续加速，使得美国商界的社会关系的动态也不断加大。对此我们只能继续牢记《华尔街日报》的总结：“教育和技能的重要性完全压倒了家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