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八.运河计划

    建宁四年发生的灾祸在朝廷的提前准备和果断处置下，再加上过去两年里官仓里囤积的粮食充足，最后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动荡，等到十月各地的税赋收上后，尚书台和南宫官署的帝国官僚们才算松了口气，虽然比起建宁三年，要少了三成的赋税，可是考虑到这次受灾的地区以中原腹心地带为主，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尚书台内，刘宏看着司马防，杨彪等一批主要心腹以及陈蕃，胡广，皇甫嵩等人，公布了他对来年的计划，暂时放缓对山西的移民，而是利用中原各地的流民，在十年内兴建从吴郡通往涿郡的运河网，以加强南北的联系，同时迁徙一批流民前往江南开发。

    对于天子宏大的运河计划，众人都是颇为吃惊，不过很快他们就开始切实地考虑起这桩工程的利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曾经调集民夫开挖自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入淮的运河‘邗沟’，以方便运输后勤补给，至今仍是帝国漕运体系中很重要的一段。

    从帝国统治的基础来看，整个大运河一旦建成，将大幅减轻各地粮食运送往京师的损耗，同时也有利于帝国加强对南方的控制，建宁四年，天子命人从日南寻回的野稻在司隶一带适宜种植的地方播种后，虽然没有达到一年三熟，但是一年二熟却做到了，而根据在日南郡呆了一年的那些官吏讲解，这是因为气候和地理的差异所造成的，如果是在荆州和扬州等江南地区播种的话，完全可以做到一年三熟。

    陈蕃和胡广等人心里明白，如今帝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北方，人多地少，再加上土地兼并，就算国政持续好转，也是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山西能容纳的户数，人口有限，最重要的是天子请了郑玄等太学里一批对地理深有研究的学者跟他们阐述了当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提的农牧分界线问题。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区分其时的经济地理为四个地区，就是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山西和山东是以崤函相互区分的，自战国时起就是秦国和山东诸侯分界处。长江为天下大川，而江南和黄河左近一带自然不同，故皆特列为一区。龙门碣石以北是指由碣石山下划一条界线，西南行经过涿郡和太原等地，再横过吕梁山南段，直至龙门山下。

    这四个经济地区各有其特殊的物产，显示其与其他地区的差异。龙门碣石以北的物产为马、牛、羊、旃裘、筋角。这些都是畜牧地区的产物，与其南的农耕地区不同，因而自碣石至于龙门之间的界线被司马迁定为农牧地区的分界线。

    高祖皇帝建国之初直到孝武皇帝北击匈奴，向西北开辟疆土前，龙门碣石以北都是畜牧为主，而那时黄河之水仍是清水，在此之后，帝国开始大肆开发沿边八郡，将黄土高原地区全变成了肥沃的农耕区，进而导致水土流失，在光武皇帝中兴以前历次发生水患，波及下游地区，近几十年来由于羌人困扰边境，使得山西残破，导致大批山西士民迁往内地，使得龙门碣石以北又恢复了旧貌，而水患也得以平息。现在天子对山西的移民数量加以控制，便是不希望重蹈覆辙。

    整个黄土高原适宜耕种的东南以及南部等水利设施完备的一带将重新作为农耕区恢复，但是以西，天子将其作为畜牧区保留，同时作为帝国的军马场。陈蕃等人正是明白了这一点，才意识到没有完全开发的南方对帝国的重要性，他们可以想象当南方适宜种植水稻的土地开辟成良田以后，配合运河网，将使帝国南北得到互补。想到这里，陈蕃和胡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个庞大的运河计划，而司马防和杨彪等一批少壮派官僚也是双手赞同，只不过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开发的南方将为帝国提供扩张的资本。

    刘宏此时提出修建运河和开发南方的计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天不解决流民问题，他就难以腾出手来对付北方日益强盛的鲜卑，帝国的根本矛盾就是人口增加带来的，荆州和扬州占据了帝国将近一半的疆土，可是容纳的人口却只有四分之一，这是一个极不合理的数字，在原来的历史轨迹中，这种人口压力最后导致了内战这种极端方式进行减压，虽然促成了对南方的开发，但是接着的外族入侵所导致的大屠杀和南北对抗，使得整个汉民族失去了四个世纪的发展时间，同时造成了文明大幅度的倒退，几乎亡国灭种。

    因此人口压力是刘宏现在面对的最现实的问题，但是同样也是一个机会，为数众多的流民，只要能保证他们的口粮，他们就是最好的劳动力，正好可以用来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同时向南方移民进行开发。

    司马防等人也很快想到了这一点，因此摆在整个帝国统治层面前的就是具体的细节问题，从运河工程的规划，流民的组织，以及向南方移民，都需要大量精通地理水利，农业方技的官吏。总之这个十年计划牵扯到的地方太多，这也让这些传统的士人官僚第一次正视被儒家学说称做贱业的一些学问的重视。

    建宁四年秋末的这次帝国核心决策层的聚会只是刘宏为了统一意见而进行的，而接下来整个冬季，空闲的帝国官僚和士人们开始为这个庞大的计划忙碌，这时候文渊里一大批的未来精英开始崭露头角，荀攸，戏志才，陈宫等人和太学生中术业有专攻的一批精于地理水利的人一起规划整个计划。

    “不对，这一段错了！”太学内，汇聚了一大批精于水利的学者和文渊里专攻机关学的成员在郑玄这个学惯百家的大师指点下，对整个大运河的工程进行规划，对于河道的选择，和工程段的划分，这些学者进行着剧烈的争论，他们中最忙碌的要数郑玄这个大师，他同时领着数个小组，大凡涉及到整个工程的各方面他都参与了进去。

    随着十年大运河计划，整个太学里，还在学习的太学生都是开始格外重视那些经世致用的学问，比如地理水利，土木机关，再加上刘宏发下的诏令里表示对参与到大运河计划里的太学生会加以褒赏，那些以利禄为目标的寒门学生几乎是一股脑地转向了各种杂学，而那些平时就对经学不怎么上心，而是喜欢那些奇yin巧技的世家子弟更是明正言顺地研究起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这时士人中争论了两年的关于原本鄙薄的技艺有了结论，至少大部分士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工匠，方技，农林等学说的确有益国家，不过他们还是强调了儒学的重要，对此刘宏也并不反对，而是下诏将儒学作为太学的基础课程，太学生每天必须抽出一个时辰学习儒术。

    随着太学这个帝国学术中心开始转向各种学科的研究，刘宏当初交给文渊的一些关于基础科学的学识得到了飞快的传播，同时以一种可怕的速度在完善，尤其是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学，帝国本就有不少专门研究术数的学者，在接受了数字和各种数学符号以及正负数和几何的一些知识后，这些人居然很快就将文渊进行了一年多的数学知识进行了归纳汇总，并且成书了。

    对于这一本数经，刘宏异常重视，他不但亲自召见了编撰这本书的众多学者给予丰厚的赏赐，同时亲自为之写了序，并大量印刷，写上了众人的名字，发行天下，由于他掌握印刷术和造纸术，等于垄断了整个帝国的学术思想的传播。而好名之心，人皆有之，当数经发行天下以后，那些参与编撰的学者看到自己的名字赫然印在书页上，可以传之后世，都是更加专注地投入了研究中，以至于让其他学者眼红不已，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几乎是忘寝废食的专研，好使自己的学问印刷成书，名扬天下。

    建宁四年末，刘宏开始提前大规模地生产纸张，取消了自己在纸张上的暴利，因为他没有想到被激起名利之心的帝国学者居然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出来，太学也是如此之快地完成了学风的转变，刘宏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是小看了士人对功名的向往，尤其是那些出身寒门的太学生。

    由于有着连续三年的茶，纸张，书籍所取得的暴利做底，再加上四年来节省缩减宫廷开支省下的收入，刘宏有足够的底气支持太学的学者进行各种学科的研究，毕竟除了出书扬名天下，实利也能激励他们。

    在太学转入各种学术研究和对运河修建计划的规划时，一直在稳步发展的太平道也开始在中原各州郡为朝廷来年开始的这个大型工程进行造势，在张角的带领下，一大群儒生出身的道士将出钱出力修建大运河就是积累大功德，惠及身后和后世子孙的说法植入了每个信徒的脑袋里，让他们相信修建这条大运河是对他们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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