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十九世纪中期安徽基层社会的宗族势

    作者：毛立平

    19世纪中期，中国传统社会尚未从鸦片战争的打击下舒缓过来，其内部又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和稍后在皖北兴起的捻军运动。原有的统治秩序被打破，上层政权特别是州县一级政权大面积坍塌，国家经制军队绿营纷纷败北，而基层社会的宗族势力则以各种形式凸显出来，有了更加引人瞩目的发展。

    安徽亳州、蒙城、宿州、阜阳、颍上、霍丘、怀远、灵璧等广袤的皖北大地，是捻军发祥和活动的中心区域。

    捻军前身称“捻子”或“捻党”（注：“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陶澍《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匪徒折子》，载于《捻军资料别集》第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是结成“一捻一捻”，谋生、打降、抢掠、互保的团体，早于嘉庆年间便形成了规模，遍及整个皖北及豫东地区，以致出现整村整族均“结捻”的现象，所谓“一村有捻一村安，一族有捻一族幸。村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虽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由此，庄族有稍悍者，众怂曰：‘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帮以资粮，纠众而捻矣”（注：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卷三二，《捻逆述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特别是在北伐军进军皖北的推动下，捻首张乐行“与龚瞎子、王冠三、苏添福、韩朗子，各竖旗帜”，举兵抗清，先“纠邀”攻打河南马牧集，继围亳州13昼夜，后回师老家雉河集（注：一档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类·捻军》281号，《张乐行自述》。）。咸丰三年(1853)正月，皖、豫边境冯金标、张凤山，亳州宋洪占、陈起生、邓作仁、尹甲、王怀山、孙玉标、倪中平、朱天保，蒙城胡元众、张狗、史鸭、陈小爱、江怀勤，凤台刘洪立、王之重，宿州李殿元等18铺捻首于宿、亳、蒙共管亦即三不管的雉河集会盟，共奉张乐行为盟主，分五色旗，祭旗起事。从此，捻党成为捻军。

    无论捻党还是捻军，均有着深刻的宗族背景。

    聚族而居，是包括皖北在内的安徽极其显著的特点。一族一姓，经数十世，历千百年，不轻去其乡。“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仅从捻军看，张乐行始祖于明末自山西迁来，传至三世有大排行兄弟8人，后称“老八门”，到第五世繁衍为20门，除张老家外，分居在张楼、张单庄、张小庙、张双庄、张大楼、张大庄、张瓦房、张土楼、擂鼓张、洼张庄、小梁庄、甲庄、马套楼、上肘庄、梁园庄、胡庄等9里18庄，好几千人。龚德一族数千人；侯士维一族号称“9里13侯”数千人；苏天福一族数万人，分居百余村；任柱一族分布在蒙城、宿州，人数多得难以统计等。（注：张珊：《捻军史研究》第53页，**************1994年版。）各宗族同一男性祖先后裔的小家庭，具有相同性质的生产生活方式、观念意识（传统文化、风俗、归属感等）和血缘联系的纽带。皖北宗族没有皖南宗族那样严整的组织，但同样有共同的祖先、墓地、聚居村落，斩不断的血缘纽带、传统的孝悌观念，以及文化、娱乐、祭祀等方面的共同追求，水利、集市、治安等方面的共同利益，因此仍然成为一个个无形的整体，仍然习惯于听命宗族和族中大户、士绅、强悍者的统治和召唤。

    而19世纪中期战乱以前皖北的政治经济状况，更加强化了皖北基层社会宗族乡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强化了族人乡人对宗族乡族的纵向依赖。

    政治上，皖北是清朝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实行的是“国”与“家”的双重统治，在如此广袤的领土上，中央集权制行政的实际状态极为粗放。安徽县一级政权多数只有一名知县和一名不入流的典史；绿营兵额属全国最少者，共8千余人。（注：《清朝通典》卷三四，《职官志》；《清史稿》卷一一六，《职官志》；《清史稿》卷一三一，《兵志》；魏源《圣武记》第469－47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皖北的情况更差。从军政建置看，“东西方一千二百里，南北袤一千里”的皖北，康熙以前仅设一凤阳府，“知府鞭长莫及，巡历难周。”（注：《安徽通志》卷十七，《舆地志》，《建置沿革》。）后陆续增设，到咸丰初年定格在二府（凤阳府、颍州府）一直隶州（泗州直隶州）。时清朝分别以“冲”、“繁”、“疲”、“难”四字考量各府州县的状况，皖北凤阳府是安徽8府5直隶州中唯一四字俱备的府；灵璧、宿州是安徽55州县中仅有四字俱备的州县，然皖北13县3州所辖地域约为6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每州县约4000平方公里；安徽其他39州县所辖地域约9万多平方公里，平均每州县2300平方公里。（注：据《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基层里社保甲等行政组织亦极其混乱。里甲自乾隆以来“章程大坏，钱粮同一里，而花户散处三乡，烟户同一册，而村庄参附各保，jian民借此抗粮避差”，“公事无一不误，而百姓亦不得宁居”（注：民国《灵璧县志略》卷一，《舆地志》，《乡里》。）。保甲“华离参错，烟灶本属同村，门牌忽入他保。甚至有一村数十家分属三四保者”。“本村甲长不能约束，左右壁邻又不能稽查。平时则窝匪藏jian，有事则巧为委卸”，“一遇报灾，点查饥口”，则“蒙混冒支”。“保甲原以防jian，今则缘保甲以作jian。”（注：民国《灵璧县志略》卷四，《艺文志》。）绿营则直至乾隆二年(1737)方设寿春镇，共马步兵3956名，减去属皖中地区的庐州、六安两营，加上属徐州镇的宿州营，皖北兵力约为4100余名。其中，寿州、宿州等重镇只七八百名；分到各州县城守汛的仅十几二十名。（注：光绪《寿州志》卷十，《武备志》，《兵志》；光绪《宿州志》卷九，《武备志》，《兵志》；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二十，《兵备志》。）皖北又是清朝统治最黑暗的地区之一。即便镇压捻党捻军最为狠毒、残暴的周天爵也说：“现在州县无一不是罪人！书役之毒，民间醉骨痛心。再加地方刁徒、凶棍，互相朋比，计一日所行之暗，不知损伤多少生灵。重以赋敛之横暴，以弟所处，只觉功少而罪魁也。”（注：周天爵：《周文忠公尺牍》卷上，《与同年王柳溪书》。）各级官吏惟以贪污勒索、欺压百姓为能事。催征赋役时，“指一派十，通同分肥”；“叫哮乎东西，隳突乎南北，遇人则拴”，“小民倾家破产，甚至流离死徙”。（注：光绪《宿州志》卷七，《食货志》，《徭役》；《蒙城县志》卷十一，《艺文志》等。）每遇词讼时，“纳钱请票，而数倍取偿于百姓”（注：黄钧宰：《金壶七墨》，《浪墨》。），“即有民间被害，其辞投报，杀人若干、焚房若干、抢货若干，官惟曰‘汝且回去，我替你办案就是了’，究未知获案与否”，“卒至养成逆叛，莫之能御”（注：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卷三二，《捻逆述略》。）。有“失事案件”，“辄互相推诿，以图免于处分，而盗贼即利此为窝矣。”（注：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二四，载于《捻军资料别集》第7页。）

    经济上，皖北大部地处淮北平原，以传统农业为主。嘉道时，皖北税亩13万6千3百顷，占安徽全省税亩32万7千顷的40.8%。然而一则皖北土地大多贫瘠硗薄，特别是蒙城、宿州、亳州、阜阳之地多有坚硬如石、大如瓜小如卵的砂礓，称砂礓地。砂礓地土层薄，非旱即涝，产量极低。还有不少不能耕种的盐碱地；二则皖北土地集中严重，租佃经营以剥削率高的分成租为主。皖北盛行的“拉鞭地”、“赔牛地”、“户下”三种形式，前两种是分成制，剥削率达40－70%，后一种是更为落后的佃仆制，农民生活普遍贫苦；三则清代商品经济总体上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全国性乃至各个层次的市场网络。皖北也不例外，沿淮河及其支流的水陆商道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繁荣的市镇。诸捻会盟的雉河集，即是襟带二州一县（注：雉河集三街一巷——老街属亳州雉河堡；小街子属宿州曹寺村；姚街子和南京巷属蒙城县草桥村。）、水运发达的商业中心，集上有晋商的字号和会馆，也有本地大姓开的买卖，所谓“南王北马势力大，大桥头上数郑家”（注：《涡阳史话》第2页，政协安徽省涡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编，内部发行。）。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之国家赋役征收的货币化，给皖北传统的农业经济带来深刻影响，其中消极方面，是进一步加深了传统农业人口的贫困化；四则皖北地处黄泛区，旱涝交替，十年九灾。每次灾荒灾民流离失所，卖儿鬻女，饿殍塞途，乃至“人相食”。即便城镇也凋残之至。如灵璧县“频年被水，日就凋残。邑无城垣，野无道路，田无沟洫，钱粮无仓库，士无学舍，养无济院，育婴无堂，地亩无鳞册，赋役无全书……”（注：民国《灵璧县志略》卷四，《艺文志》。）咸丰元年(1851)诸捻“大反”前一年，大雨成灾，民谣道：“咸丰坐殿闰八月，大雨下够两个月，黄河两岸开口子，人死大半显不着。”“大反”当年，又是大雨成灾。传有“当时人死了，就把尸首煮熟吃掉。蒙城城内，有卖人rou包子的”（注：张珊：《捻军史研究集》第35页，**************1994年版。）。

    政治上清朝政权的薄弱、统治的黑暗，给了皖北基层社会宗族势力发展的余地，使其具有更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经济上族人乡人生存基本条件的丧失和生存竞争能力的低下，使其更加增强了对宗族组织共生共存的纵向依赖。他们已不是习惯听命于宗族和族中大户、士绅、强悍者的统治和召唤，而是只有听命于、主动听命于宗族和族中大户、士绅、强悍者的统治和召唤。

    这里应该说明，一个宗族中既有穷人，也有富人；既有“日子主”，也有“穷光蛋”。确有族中穷人起来反抗本族富人，但多数是以族为单位共同行动——或结捻掠食；或结寨自保；或助官剿捻。如时人方江记载：皖北淮河流域颍上、寿州“捻匪啸聚，动辄累万，主之者多绅宦旧族。始以团练召集豪强，既而资粮不给，又闻皖宁皆陷，遂谓江南无长吏，纵之大掠，有十大帅主、十三天尊之号。掠四轮车数千，叠架为垒，借河为濠，官兵至则枪炮出自车隙，兵不能渡。”（注：方江：《家园记》卷二，载于《安徽史学》，1986年1期。）

    从捻军的情况看，其首领不少家境富裕，如韩老万家有180亩地；江老台家有200多亩地；张朝阶家有300亩地，张宗禹家有1000多亩地等。（注：马昌华：《捻军调查与研究》，《捻军调查记》，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而即便他们家境富裕，却有时与贫族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如大灾之年江集有3顷地的刘家、大韩庄韩老万家也是饿着没的吃（注：张珊：《捻军史研究集》第35页，**************1994年版。））；却时时以带领族人为己任。捻军首领张乐行可以看作是号召族人的典型。

    张乐行家住亳州张老家村，原较富有，其父张慰祖有140～150亩地。张乐行兄弟三人，大哥张问行过继给伯父；二哥张敏行搬至离张老家七八里的袁小楼岳丈家，当了几百亩地的大日子主。张乐行与二哥分家得70多亩地，据说还捐过秀才，有一首民谣谓“张乐行，鸿门监，自称盟主胆包天”。张乐行有影响、有势力，成为全族惟其马首是瞻的人物，除了经济实力较强外，还有两个原因。

    其一，张乐行为人仗义疏财，爱打抱不平，出了名的好“保事”。族人有了困难，他都会出钱出力为之帮忙、撑腰；有了纠纷只须找到他，三言两语便可解决问题。在如上述统治如此黑暗的皖北，有人能为族人说话，其意义绝对非同小可。时人蒋湘南曾写道：捻首“蚁拥蜂转，地方官莫敢谁何”，人们称其为“响老”。“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久之，赴诉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响捻子也”。蒋湘南问乡人：国家为民设官，你等有事，为何不赴官而定要赴捻？乡人答：“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阍之威狞于鬼卒，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铺堂有费，守候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何如诉诸‘响老’（捻首），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蒋湘南叹道：“捻子其汉代之游侠耶？当其闻难则排，见纷则能，不顾其身，以殉人之急，合于太史公所谓救急镇（赈）赡，有仁义行者。”（注：蒋湘南：《蒋子潇先生遗集》，《七经楼文钞》卷三，《读汉书游侠传》。）族人乡人恰恰尊称张乐行为“仁义光棍”而拥戴之。民谣说：“张老乐，会说做，四面八方送烙馍。”

    其二，张乐行能够为族人解决生存问题。清代全国划分11个盐区，规定各盐区的盐只能在规定地区（称引岸）限额出售，否则立捕严办。皖北地跨两淮、长芦两盐区，除宿州属芦盐区外，其他各州县均属淮盐区。芦盐价低味好；淮盐味苦价高。很多人冒险将宿州芦盐私贩到其他州县谋利求生。随着生存条件不断恶化，贩私盐发展到全村、全族或结成大规模的盐枭集团集体行动。张乐行故乡雉河集的地理位置尤其特殊，襟带二州一县，集北的鸿沟，既是宿、亳两州的界河，又是两盐区的分界线——沟北为宿州芦盐区，沟南为亳州淮盐区。张乐行一族穷人多，居住条件又得天独厚，早即贩私盐，张乐行则是当然的领袖。他手下聚集了一批身强力壮的打手，号称18枪手，后又发展到50枪手、100枪手，专门保护族人贩私盐。雉河集旁又有通往河南永城等地的大道，为河南私盐贩必经之途。于是张乐行进而成了保运私盐车的“盐趟主”。张乐行势力大，声名远播，匪盗不敢抢，官府盐巡不敢查，这不但使他有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和族中更加稳固的地位，也使他结识了不少其他宗族组织首领，如后来的宿州捻首李大喜、亳州大花旗捻首雷彦、河北固始捻首李昭寿等。在皖北这样恶劣的经济条件下，不只是贩私盐，就是首领带领全族去掠去抢去吃大户，也会得到族人的由衷拥戴。早在嘉庆年间便有人指出：皖北多盗贼、光棍、私贩。他们原来都是“耕耨者”，“能因杀而遂不为盗贼、光棍、私贩乎？且夫凶荒在前，鼎镬在后；当其凶荒，不知有鼎镬也”（注：查揆：《ｙúｎ＠①谷诗文钞》，《安徽吏制》三，载于《捻军资料别集》第30页。）。捻军时民谣“跟着张老乐，有得吃来有得喝”、“跟着龚瞎子，吃得鸡鸭子”、“跟着韩老万，穿着绫罗缎”、“跟着江老台，包谷揣满怀”等，（注：张珊：《捻军史研究集》，《附录》，《捻军民歌65首》。）均可看出，族人乡人是在求生存的渴望下，增强了对宗族乡族及宗族乡族代表人物的纵向依赖。

    而皖北捻党捻军绝大多数正是以宗族为基础组成的，《涡阳县志》称之为“宗贼”。每一捻往往就是一族。同族的人越多，其捻力量越大，反之则小。前述捻军各著名首领多属聚族而居的大族大姓；手下只四五百人的义门西南趟主韩卯、西北趟主高九，其族则均不足百户。也有捻党非宗族结合，如义门集五方杂处，杂姓居多，其捻首是自山东逃荒来的刘尿（即刘学渊、大老渊）、刘狗（即刘玉渊、二老渊）、刘三疯子、刘四麻兄弟。然刘氏兄弟本是一个家族，与其他一家一族的逃荒者及同行数百脚夫，应该说结成了具有互动共生关系的乡族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政治上经济上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应该与宗族组织相埒。这些大大小小的宗族乡族，以相同的大背景和不同的小背景，在各自的聚居地“结捻”，各竖旗帜、各立圩寨、分兵把守，所辖地域自一二里至数十里不等。

    张乐行就是以自己居住的村庄为基地，先本支，后本族，将范围逐渐扩大到附近的张大庄、张楼、张双庄、张小庙等张姓居住地，形成9里18张的捻军队伍。张氏宗族第五世为20门，其中第11门张振光有4个儿子，老三张英是张乐行本支六世祖。（注：张氏小宗图碑；张氏大宗图碑。）从张振光算起第七世，即张乐行这一辈，明确记载的有45人参加了捻军，其中张乐行二哥张敏行等担任旗主、首领、将领的达20余人，连妇女也随军作战（注：张乐行的妻子杜金蝉与张永行的妻子等都参加了战斗。）。第八世53人几乎全部参加捻军，大部分战死，如张敏行五子——张ｊìｎ＠②、张玳、张琛、张瑗、张琢（张五孩）均黄旗主要将领，除张玳病故、张瑗随张宗禹不知所终外，三人尽皆战死。到第九世非战死即遭清军捕杀，只剩下38人。（注：《捻军研究》1集第94页，捻军研究学会1998年出版，内部发行。）张乐行本族中最有名的捻军将领是张宗禹。张宗禹与张乐行同为始祖张桂次子张德庆的后代，张宗禹低张乐行一辈，称其为叔。张宗禹家住张大庄，离张乐行的张老家村5里。张宗禹弟张宗道、张宗先；子张葵儿亦为捻，均战死。

    本家本族之外，首先联合的便是姻亲之族。捻军各旗首领中，不少与张家具有姻亲关系或间接的姻亲关系。例如，黄旗白边旗主尹自兴是尹沟张乐行娘舅家族的人；红旗旗主侯士维是张乐行之兄敏行妻子的堂兄；八卦旗主杨兴泰是张乐行的姑表兄弟；杨兴泰又与黑旗白边旗主刘玉渊是儿女亲家；（注：《捻军研究》1集第94页，捻军研究学会1998年出版，内部发行。）蓝旗首领鹿利科（一作“陆利科”）因其族兄是邓家外孙，故最先“领的是姓邓的旗”。加入捻军的绝不仅仅是侯、杨、刘、鹿几个人，还包括他们身后庞大的家族队伍。如鹿利科投身捻军后，除了他自己居住的鹿楼村外，鹿小寨、鹿小营、鹿小庄、鹿庄、桥头鹿等鹿姓聚居的村庄都变成了捻军的势力范围（注：《鹿利科》，来自1958年安徽科学分院历史研究室捻军调查组田野调查的未刊口碑资料，以下简称《口碑》。）。

    姻亲之族的联合过程中，婚姻不是唯一的纽带，往往还需辅以暴力，或夹杂着暴力。侯氏宗族在当地是与张家一样的大族，素有九里十三侯之称（侯老营、东侯楼、侯小桥、侯新楼、侯老楼、侯瓦房等十三个村庄），其族虽与张乐行之族有姻亲关系——张乐行之兄张敏行娶侯氏为妻，然族中势力强大的侯永清、侯龙标父子与张乐行作对，张乐行乃出手杀掉侯永清、侯龙标父子，帮助愿意与自己合作的侯士维在族中树立起权威，使之成为红旗旗主，实现了张侯二大姓亦即黄旗红旗的联合。而侯士维准备起事响应张乐行时，他的堂兄、张敏行的妻兄侯士忠为阻碍他“起反”，借端将他送进监狱。侯士维出狱后并不顾侯士忠是张族姻亲而杀了他。（注：张珊：《侯士维历史调查记》，自《口碑》。侯士忠是张敏行的妻弟，敏行婚娶时，侯氏陪嫁甚丰，除衣物钱财之外，还将袁小楼两顷多地连庄园房屋都作陪嫁赠送。张敏行婚后一直住在袁小楼，与岳父家相处甚密。（见《涡阳史话》3集，政协安徽省涡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编。）

    亲缘关系之外，捻军还利用地缘、朋友等关系发展壮大队伍。临近的宗族聚居村落，由于平时建立了密切的近邻关系，在思想********上是趋同的，一村一族揭竿而起，其他村庄、家族也往往群起响应。离张老家几十里内的赵屯、吴桥等许多村庄都举族加入了捻军的队伍。而白旗首领龚德、黑旗首领苏天福、蓝旗首领韩老万均与张乐行是知交，据说苏天福还和张乐行拜把子，结了兄弟。朋友外，尚有朋友的亲友，如蓝旗另一位首领任柱，其加入捻军是因为他的伯父与张乐行是朋友。

    捻军就是这样，一人带动一个家庭，一家带动一个宗族，一族带动一片地方，扯起了一张与官府对抗的大网。如吴士楼世代居住着吴侯两姓，姓吴的住庄东头，姓侯的住庄西头。吴姓因是捻军黄旗首领张振江姑母娘家，遂全部加入黄旗；侯姓因是捻军红旗首领侯士维本家，遂全部加入红旗。不单这个村，皖北“姓张的都是黄旗，姓侯的都是红旗。”（注：马昌华：《捻军调查与研究》第13、16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