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走向》

    《中医的走向》作者王丽、王其学，转载自明医网

    此段内容，仅给某些物理系研究生扫盲专用，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内容提要：《中医的走向》是一部中医学专著，定位范畴是“内行难言谬，外行看得懂”。本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严格的科学态度，客观地指出了中医学的科学性，指出它在与“经验医学”相比较的千年实践中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书分析了中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肯定了“民族中医”、“文化中医”的积极作用和长期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指出了中医学在与西医对比的医疗实践中表现出的落后性。通过对民国以来、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几次“中西医论争”进行分析，明确提出了作为自然属性的中医已经“基本消亡”，作为社会属性的中医依然存在。《中医的走向》根据陈寅恪先生“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的精辟论断，提出“让中医走进博物馆，让中药实现现代化”，用现代化诊断加现代化中药来打造有中国特色的“华医”新主张。本书思想新奇，文笔巧妙，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通俗的说理性和文笔的欣赏价值，是一部当今奇书。

    《中医的走向》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近期将发行。

    一、中医的起源与发展

    清代名医陈修园，在《医学三字经》中，一开头就指出：“医之始，本岐黄”。就是说，中国医学起源于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

    5000年前的黄帝，是“人文初祖”。黄帝时代的生活条件还非常原始，人类经常遭受野兽的袭击而负伤，黄帝为无法医治部落子民的伤痛而经常忧心忡忡。在一次狩猎中，黄帝用弓箭射伤了老虎的背部，老虎仓皇逃跑，大家都以为老虎必死。可是，后来人们偷偷瞥见那只受伤的老虎吃了许多长叶草，伤口痊愈如初了。人们把这个消息报告了黄帝，黄帝很兴奋地说：“看来，野兽有时比人还聪明。它们受伤后，知道吃草治伤，我们就不知道这个道理”。于是，黄帝命人去采回许多长叶草，专门为受伤的人们疗伤，收到很好的效果；黄帝手下驯养动物的能手叫王亥，一次，王亥不慎打伤了一只母熊的一条后腿，按说应该将受伤的母熊宰杀吃rou。可是，王亥希望母熊再生小熊，便听了大家的建议，把它放回到了山林中去了。后来，有狩猎者发现这只母熊很特别，使劲用前爪挖掘黄土地里的白色草根。每挖出一撮，就放在嘴里嚼一阵，然后吐出来，用前掌轻轻涂抹在后腿的伤痕处。猎人感到奇怪，没有惊动母熊，就把母熊挖草根治伤的事报告给了黄帝。黄帝从这两件事情上，知道了自然界有许多东西是可以用来治病疗伤的，就命令雷公和岐伯，经常留意观察和搜集飞禽走兽、草木花卉的治病疗伤情况，进行研究、作出试验，直到最后，确认什么东西治什么疾病。然后，由黄帝亲自把它整理出来，刻制成医书，名曰《祝由科》。

    从此，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一部雏形医书诞生了。随着医学知识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后世对相对粗糙的《祝由科》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增删补遗、纠偏矫斜等一系列加工整理，逐渐形成了后来的《灵枢》、《素问》两部医书。把《灵枢》、《素问》合在一起，就叫《黄帝内经》。也有人把《祝由科》中的药物部分，进行整理挖掘和编辑，编写成为后来的《雷公药性赋》。所以，《黄帝内经》是中国最早的医书，《雷公药性赋》是中国最早的药书。医药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成为两门不同的学问。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氏，是少典之子，因生于寿丘、长于姬水，所以也姓姬。黄帝的时代，正处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中，在“三皇五帝”中，黄帝是功勋最为卓著的一位部落领袖，所以被誉为“人文初祖”。于是，中国医学的起源，与东方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中医，不仅是古人赖以治病疗伤的医疗手段和技术门类，它还代表着东方人类的文明，是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重要文化遗产。

    中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扁鹊——秦越人。他徒步跋涉，遍游列国，悬壶济世，治病消灾，医治了众多的疑难病症。所谓“入蒯之诊”、“望齐候之色”等，都表现了他在看病、治病中，高超的“望诊”能力。他还以《灵枢》、《素问》为基础，总结自己的临床实践，编纂了一部大书，叫《难经》。故陈修园先生说：“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从《难经》开始，中国医学就成为了有医学理论、有医学典籍、有医疗实践的古代正式医学科学。

    东方文明社会的哲学理论，是远古时期的阴阳五行学说。中国医学，也是以阴阳五行的古代朴素的哲学为核心理论，进行辨证论治的。所以，中医学理论，是与当时的社会哲学理论相一致、相吻合的。中医学把人的身体，置于天地人“三才”之中，强调天人合一和天地人三者相应、统一的原则，运用阴阳互换、五行生克、营卫气血理论，结合人体的五脏六腑，阐释、应对人的生老病死。为人民治病消灾，驱除病患，恢复健康，做出了卓越贡献。

    到了汉代，湖南南阳的张仲景，坐了长沙太守。有一年，张仲景的府上，数以百计的家人遭受了病魔之患。熟读医书，深谙医学之道的太守张仲景，经过对众多家人病情的守候、观察、试验、治疗和深入思考，发现和验证了人体存在的“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他把“六经”分置于人体上下的手和脚，泛称“十二经”。他发现，“十二经”都与人的脏腑紧密相连。比如“手太阳”为“小肠经”，“手少阳”为“三焦经”，“足太阴”为“肺经”，“足厥阴”为“肝经”等。他发现了“中风”、“伤寒”等不同病邪的不同属性。发现了病邪在脏腑、经络中的传播条件、变化规律、错综复杂的临床表现以及治疗原则。在治疗上，他创建了“桂枝汤”、“麻黄汤”等众多处方，经过引申和辨析，确立了桂枝汤、麻黄汤中的药物品种和剂量，辨析出了进行配伍、禁忌、汇合、替换以及酌量加减的规律和法则。并且写出了《伤寒杂病论》，简称《伤寒论》。在这个基础上，张仲景又对“外感风寒”之外的内科病症，按照“六经”理论予以研究，写成了千古名著《金匱要略》。

    《伤寒论》和《金匱要略》，都是中医学的经典著作。这两部经典，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在经络与脏腑的关系上，在理法方药各个方面，都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把中医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张仲景本人，也被后人尊为“医圣”。后来，医界把《伤寒论》、《金匱要略》中的处方，给与命名，取张仲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称为“景方”。比如，现在我们常用的、对提高人体免疫力非常有效的“六味地黄丸”，就是根据张仲景创造的“金匱肾气丸”演变而来的代表性“景方”。同时，张仲景的《伤寒》《金匱》还传到了朝鲜，又飘洋过海走进了日本，被日本人称作“汉医”，作为主流医学，为日本人治病消灾。

    自张仲景以后，历朝历代的医学家层出不穷，各种医籍也相继问世。其中，三国年间的华佗，是人们最熟知的最大医学家。相传，他发明了“麻沸汤”，可以将人麻醉，予以开膛、破肚以至开颅做手术，治疗疾病。假若这都是历史的真实，那么，张仲景之后的中医学，一定会出现一次新的巨大转折，获得迥然不同的重大发展。而且，中医的后来走向，也会受到重大影响，有可能会像现在的西医一样，把做手术视为重要的治病方法。而且华佗，也会成为继张仲景之后的又一个“医圣”或者“医贤”。

    但是很可惜，华佗的精湛医术被无情的岁月所掩埋，被匆匆的历史所遗忘，中国人没有能够把他的医术传承下来，使他的医术当代断根，所留下来的，只有一堆堆幻影般的谜团。到现在，成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巨大残缺和遗憾而无法挽回和弥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华佗，除了“神医”的名号外，就是虚幻的神奇故事、“麻沸汤”的历史传说和《三国演义》中，以小说的笔触对他的医术进行的艺术夸张和愿景描绘。

    华佗以后的著名医学家和医学著作，各朝各代都有许多。比较著名的有：魏晋时期的王叔和，著有《脉经》。王叔和为中医的脉学理论，进行了精到的研究，做出了具体的阐释，成为中医脉学第一人；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发现一些新的中药品种、明确性道、功效、巡行脏腑经络的前提下，对中药的配伍禁忌和配方，提出了新的、明确的理论，著有《大医精诚》、《千金方》等，为世代流传。此后，百姓敬称孙思邈为“药王”。直到现在，中国的许多名山大川中，还保留着一些祭祀孙思邈的“药王庙”，那里面供奉的，就是药王孙思邈。

    金元时期，中医学、中药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了著名的医学“四大家”。“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认为“胃是仓廪之官，治节出焉”，认为饮食不节、伤害脾胃，是危害整体健康的根源，所以他专门著述了《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宝秘藏》等，对后来医学有一定影响；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从古老的阴阳学说中，明晰了“肾水亏损”是某些疾病的根源，悟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对一些虚弱病症主张“滋阴补肾”。著有著名的医学典籍《格致余论》；

    明代的李时珍，首先是一个空前的中药学家，他把几乎所有中药，全都编进《本草纲目》，对其形状、性味、药性、功效、所入经络脏腑，作了详尽的说明。其次，他还是一位继王叔和之后的又一位著名脉学家。他著述的《频湖脉学》，对王叔和的《脉经》进行了发展，发现和补充了一些新的脉象。为便于学习掌握，他的《频湖脉学》，用文学的、诗词般的语言，生动地阐释脉象，使其非常形象而逼真。比如他对“浮脉”描述道：“浮如木在水中浮。如循榆荚，如捻葱叶，如水漂木。”又以“体状诗”的形式写道：

    浮脉惟从rou上行，

    如循榆荚似毛轻；

    三秋得令知无恙，

    久病逢之却可惊。

    李时珍之后，明代还有一位大名医叫张景岳。张景岳出身富贵，博学多才，出任皇家御医，主要为皇室和王公贵族诊病。所见病机多为虚损，所以他喜欢用滋补之剂，力主温补。特别针对朱丹溪之“阳有余、阴不足”中的疏漏和偏颇之处，进行再研究，创立了“阳非有余，真阴不足”的新学说。同时，他还创制了许多著名的补肾方剂，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因其用药偏于温补，世称王道。著有《类经》、《景岳全书》等；

    到了清代初年，名医吴掬通有了新发现。他发现病邪的侵入，不仅仅是从外到里在六经中“循经横传”，还常常可以从口鼻而入，形成“纵传”。他把这种病邪“纵传”于人体而酿成的疾病，叫做“温病”。他著述的《温病条辨》，创立了许多治疗温病的方剂，其中最常用的有“桑菊饮”、“桑杏汤”等。有人认为，吴掬通的瘟病方剂，可以与张仲景的“桂枝汤、麻黄汤”相得益彰。于是，中医在治疗外感风寒之类的病患方面，出现了新理论，开辟了新途径。

    就在吴掬通先生创立“纵传”理论的时候，西方的现代医学已经摆脱了“经验医学”的旧模式，走进了“试验医学”的殿堂，以显微镜发现微观世界为标志，发展成了日趋成熟的现代医学。当时的西方医学，虽然早在明朝晚期就有所传入，但其治疗效果远不及本土中医，所以影响不大。西医真正大量传入中国，还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列强们揣着觊觎贪婪之心，仗势着坚船利炮的威力，把西方医学野蛮地搡给中国。从此，就有了与中医相对应的西医。这时，我们才发现，吴掬通先生的“纵传”理论，由于不使用仪器，不注重微观世界，没有与西方医学接轨，依旧没能发现诸如人体细胞、细菌之类的微观世界。宏观的中医与微观的西医成了“两张皮”，不能沟约，不能对话，似乎永远都无法真正“汇通”。

    所以，中医、西医，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各的道，各走各的路，就连互相借鉴，都是不可能的。

    二、中医不是“伪科学”

    中医学，作为自然属性的中医学，是一门科学，古代科学。我们不赞成它是什么“玄学”、“伪科学”的说法。

    （1）中医是人类最早的科学

    科学，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都是有时效性的。如果完全脱离了中医学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单纯用现代西医的微观观点，或者用当今“克隆技术时代”的现代标准，去衡量数千年之前就存在着的中医学，然后说它是“玄学”，说它“不科学”，那是不公道的、不科学的、不应该的。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看到科学，历史地看待中医学，需要站在全人类科学发展的高度，客观、公正、不带偏见的体察中医、研究中医，才有可能做出正确回答。

    作为科学，无论什么科学，都会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经历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原始向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于是，就形成了不同时期的不同理念，以及不同的********。各个时代的衡量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同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还在于与诸如“神学”、“经验主义”等非科学活动的比较中，能够独立存在的学问。纵观全世界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会惊奇的发现，产生于中国远古时期的中医学，不仅是全人类最早的医学，还是全人类最早的科学。

    （2）中医学属于古代科学

    按照《辞海》解释，科学就是“运用范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早在东方人类文明之初，中医学就以宏观世界作为观察的对象和范围，发现了对立、统一的“阴”和“阳”，发现了它们相比较而存在、有条件即转化的一些规律，确立了“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定律，掌握了阴阳交替、相互转化的规律，并从理论上，描述了这些规律、定律，及其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中医学把包括人体、药物在内的世间一切物质，划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大类别，叫做“五行”。中医学发现了“阴阳”、“五行”各自的不同属性，以及阴阳交汇，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的复杂规律，并把这些规律运用于人体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经过望闻问切，进行辨证论治。中医学把“阴阳五行”作为核心理论，运用于临床，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著述了十分浩瀚的中医学典籍，其理论和实践汗牛充栋、十分浩瀚，成为一座内容浩大的古代医学知识宝库。

    古老的中医学，在远古初步文明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文明程度低下的制约，不可能出现现代微观医学的种种理念。特别是阴阳五行的核心哲学理论，现在看来颇显得朴素、粗糙和抽象。但是，它依然以科学研究为主流方向，坚持从社会实践中来，服务于社会实践，所以，它所存在的缺点，并不影响我们对中医学做出的科学性定论，仍然理直气壮的承认中医学属于古代科学。中医学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进步力量，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和繁衍，贡献了力量，服务了数千年。中医学，还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使古老中国的神学，五花八门，纷乱不堪，形不成像西方国家那样的神学统一体。于是，数千年来的中医科学，以治病救人的大量事实和群众信仰的文化力量，阻止了中华民族的宗教化，使本土的道教、舶来的佛教，都没能变成像西方天主、真主、基督耶稣那样具有民族性的宗教。

    数千年来，无论是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还是按照数千年的理论、实践成果，都雄辩地证明：中医学，不是“玄学”，不是“伪科学”，是古代科学。

    （3）中医的“阴阳五行”

    中医学是伴随着东方人类文明的脚步，在古老的黄帝时代，就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医学科学。中医学的核心理论是阴阳五行。阴和阳是对立的统一体，既互相依存又各具特性，既相互渗透又有所区别，既相对独立又不断转化。阴和阳，犹如数学上的正负数，物理学的正负极，都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土，如同现代化学中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元素有元素的原子量、化合价、周期率，五行有五行的各自秉性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关系。中医学把人体置于大自然之内，把大自然的自然现象，用于人体的疾病。把大自然中实际存在的“风寒暑湿燥火”现象，来象征疾病的病因、病理。把人体的经络叫“六经”，把内脏分做“五脏六腑”。人体的“六经”与“五脏六腑”，都按阴阳五行的原则进行具体的划分，与不同药物巡行的不同经脉、不同脏腑，以及所主之“器”，所开之“窍”形成对应。

    比如：在“东西南北中”的方向上，东方，属木，色青，味酸，其脏为肝，属足厥阴经，肝开窍于目。于是，“肝经有淤则目昏不明”，“酸入肝”，宜用青色的、酸性的药物来敛肝。由此，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衍生出了望、闻、问、切的“四诊”。衍生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八纲”。衍生出了汗、吐、下、和、清、温、消、补的“八法”。衍生出了“中风”、“上焦火”、“气滞血淤”、“肝气犯脾胃”、“木克土”、“肾水不足”等症候，衍生出了“君臣佐使”用药方略……

    （4）中医学和中药学

    中国古代的主流医学、主流药学，在数千年的理论研究和医疗实践的探索中，在辩证论治的基础上，对大自然中可以入药的大量动植物和一部分矿物质，按照自己的核心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科学试验，辨明了它们的药性和作用。规范了临床上的理、法、方、药。大力推广、重点运用了以煎煮中药饮片为主要内容的草药汤剂，研究出大量的“方头”、“汤头”。创造了以“炒、煅、炙、僰”为主的中草药炮制方法，制成了内用、外敷的膏、丹、丸、散等中成药剂型。为了用药的安全有效，中医明文规定了中草药配伍禁忌中的《十八反》、《十九畏》和《妊娠禁忌药》。于是，中药学逐渐从中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中国独有的中药学。中药学的形成，中医学和中药学的划分，由来已久，但大致是从唐代药王孙思邈正式开始的。到了明代，李时珍写出了《本草纲目》，确立了中药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地位。自明清以后，中医学和中药学，基本是分开的。所以，在中医先生之下，就对药房里负责“包药”的，叫做“拉药匣的”，对负责炮制中药的叫做“药工”，现在，就叫“药剂师”了。

    中医学和中药学，从原则上说，都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但是，以望闻问切之术来悬壶济世的中医学，尽管也会收取一定的诊疗费，但其商业气息相对淡薄。除了骗子，大部分中医，客观上都是以除病消灾、为人治病为己任的。也有些医德高尚的中医先生，为了让穷人也能吃药治病，有时会在处方上“张冠李戴、偷梁换柱”，导演着“穷人治病，富人拿钱”的奇妙医案。与此相反，以中药饮片之实物为商品交换条件的中药学，难以脱离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表现出物质利益第一、唯利是图的商业特点。所以，我们不能把中医学和中药学混为一谈，应该另开门户，分别讨论。

    同时，我们还要讨论中医学与现代西医的关系。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把中医学比作农耕中的牛和犁，那么现代医学就是大型拖拉机。因为牛犁比起人工的镢头要先进许多，所以它在当时是科学的。我们不能因为现在大型拖拉机的耕作效率比牛犁高、比牛犁快，就否定牛犁的科学性，也不能因为牛犁耕作慢了许多，又在现代化耕作中见不到了，就说它是“伪耕作”。

    中医学是科学，是古代科学。古代的中医学，在与神学、经验医学、巫医等非科学的种种门类，相区别而存在，相比较而发展。数千年来，它以高深而精辟的理论和大量医疗实践，为古老的中国人民提供医疗服务，既是中国古代的一门科学，也是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作为古人治病的医术和祖国的民族文化，囊括了古人对于生命进行宏观认识、宏观研究，用自然现有的材料（药物）进行治疗的理论阐释。中医学，被中国历朝历代，所有人们所公认、所推崇、所信赖。上至皇家官府，下至黎民百姓，都把它看作是具有高深理论指导和丰富临床实践的科学。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繁衍至今，其原因就应当包括中医学在数千年时间里的卓越贡献。数千年来，中医学在为东方人类治病消灾、去除病患方面，立下的赫赫功勋，有目共睹，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在世界医学历史中，中医学，是最早的、历史最悠久的科学。没有现代科技的中国古代，能够有中医这样的医学科学，应该是华夏民族的一大奇迹。如果从《黄帝内经》中，黄帝与歧伯问答的时间算起，中医的历史，几乎可以和中国的文明史并驾齐驱。在中医理论形成的黄帝时代，西方一些国家、民族，就连人类文明的记载还不曾有。与之相比，中国古代拥有中医学，应该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习惯于称“西医”的西方医学，或者叫现代医学，只是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后，才逐渐发生、发展起来的。

    西方民族，在文艺复兴之后，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比利时的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标明了西方医学新理念的开始。17世纪，实验和度量在医学上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的问世，把人们带进一个全新的、微观的认识领域，血液细胞、微生物的发现，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微观世界，并把它用之于医学科学。可以说，西医的发展，得益于人类整体科学，特别是数理化的进步，得益于人体解剖和对微观世界的认识。但是，西方发现微观世界，正式创建西医的时间，比起中国汉代张仲景发现人体的经络来，落后了大约1700年。

    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尚不完美而非常稚嫩的西医传到古老的中国。随后的时间，随着众多科学领域在全世界的开发利用和广泛传播，西医，源源不断地从新的科技领域中吸取营养，壮大自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事实表明，西医从不绝圣弃智，是一门可以不断吸取其它学科营养，可以不断发展、能够不断发展的学问。而古老的中医学，面对咄咄逼人的外来医学，在民族自然经济的束缚下，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禁锢中，排斥外夷、蔑视西医、固步自封、墨守成规，不愿意也不敢去触动、改造古老的阴阳五行，不愿意放弃理、法、方、药，不愿意去研究、探讨具体的人体解剖位置，不正视微观世界，依旧用传统的“风寒暑湿燥火”、“喜怒忧思悲恐惊”来解释病因，依旧用“八纲八法”来辩证论治，显得古板，守旧，没有生气，没有前途。以至，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一、二百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医，谨遵古训，固步自封，没有出现重大理论突破，没有出现重大技术革命。于是，相比之下，科学的中医学，落后了！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理直气壮地说一声：中医是古代科学！中医不是“伪科学”！

    算了，不发了，太多了，发着占空间，希望某些自以为是的物理系研究生同学，能够仔细的看下，五行是什么，中医虽然没落了，没有西医见效快，可也不是垃圾，不是不符合你所谓的科学性的！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明医网去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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