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三章 打脸东林党

    “朋党之起，就是大明亡国之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正所谓文人误国，大家来议一议吧。”吴应熊谈起“东林党祸”，像在一潭寂静的死水里丢进了一颗深水炸弹，武英殿里顿时炸开了锅。

    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听了吴应熊的话，他们深表赞同，觉得东林党人就是表面上正人君子，实际上是误国误民，他们一个个挺直了腰杆。而刘宗周等在场的文官很多人脸色都变了，其中有一个人反应颇为强烈，他就是南京礼部侍郎钱谦益。

    当时还是封建社会，“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近代政党，“结党乱政”是重罪。钱谦益等东林党人原本见吴应熊在京师整治阉党，革除太监干政的土壤，对吴应熊很有好感，没想到吴应熊对东林党也没太多好感。

    东林党源于顾宪成，他在万历二十二年被削去官籍返回故乡无锡，和弟弟顾允成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这所书院原本是宋代大儒杨时创立，杨时是宋代大儒程灏、程颐两兄弟的门徒，是“二程学说”的正宗嫡传。后来宋代大儒朱熹则是杨时的弟子。顾宪成重修东林书院时，宣布他继承杨时衣钵。当时，不少怀抱道义而不被当政者所接纳的士大夫退归林野，东林书院的重建使他们找到了知音，因此都争相前来，使得“学舍至不能容”。

    讲学之余，东林党人聚在一起，用委婉的语言议论朝政，褒贬品评执政的大臣。用“君子”和“小人”去区别政治上的正邪两派，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天下舆论，此时，钱谦益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

    东林党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讳言“党”及“朋党”，常以“吾党”自称。在他们的语汇中，“党”，已不是“同乡”、“乡党”之意，而是“同道”、“志同道合”之意。本来传统儒家以为“君子不党”，但东林党人高攀龙、钱一本等人认为，小人可以有党，君子也可以有党。

    刘宗周的认识则更进一步，他否认小人有党，而君子以同道为朋，以自绝于小人为党，将党视为正人君子的代名词，给“党”、“朋党”这一概念做了新的诠释，改变了贬义的内涵，结果使得明末党争更加厉害，朝廷一事无成。

    但吴应熊觉得，东林党人，只会满口道德文章，“文人误国”。长期的上层生活，使得东林党人严重的与支持整个农民阶层脱节，不知道民间的疾苦。讲起大道理有一套，真正有用的实际行动没有。吴应熊主政江南的第二把火，便烧向了他们。因为吴应熊认为，明末的党争，也是大明亡国的重要原因。

    在明朝，阉党、武将、文官是明朝的三大政治集团，土木堡之变后，明朝武将系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使得朝廷的政治势力仅剩了文官和阉党，大大加深了阉党和文官的斗争，明末东林党因此而生。崇祯皇帝一下子把阉党连根拔除，这样东林党就失去了掣肘，一家独大，这些东林党人对皇命阳奉阴违，使崇祯皇帝有力无处使，觉得“文臣个个可杀”。

    吴应熊知道，东林党主要以江南士大夫为主，靠的是在全国各地讲学的东林书院笼络天下读书人的心，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东林党人的书没白读，骂功十分了得。不论是市井的歌谣，还是朝堂上直接的上疏弹劾，被盯上的人名声立马顶风臭十里。

    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

    本来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主，而明代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张居正一死，东林党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但是，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北方农民水深火热，江南的行商坐贾们又是怎样一番情景？

    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为例，他不仅仅是明朝成化以来广泛流行的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一位虚拟的集大成者，他的故事更是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商业盛景。

    西门庆除了正常经营外，还涉嫌偷税漏税。按照明朝税制，三十税一，已经算很低的税了，韩道国一万两银子的绸缎货物，应当纳税300多两银子。但经过税卡时，西门庆启动关系网，用50两银子行贿，得了钱老爷一封人情书信，过税卡时，货物“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最后货也不验，只交了35两5钱银子，就蒙混过关。当然，事后西门庆还要送一份厚礼给钞关。大概连交税带送礼，只花了100两银子。来保的货船从南京来，西门庆又用100两银子行贿，备了酒席礼物送给税官谢主事，至少漏税五六百两银子。

    没有商业税，大明国库空虚，辽东缺饷，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所以屡战屡败。

    吴应熊要打击东林党，主要是为了要在江南推广征收“工商税”，这关系大明的国本！

    钱谦益这时站起来说：“丞相，我东林一党，标榜气节，崇尚实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镌刻在各地东林书院的大门口，我等以救国为己任，何来误国之说？”

    吴应熊哈哈大笑，道：“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读了几本圣贤书，就可以真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真是把牛屁股都吹破了！本丞相就是要改变如今烂到骨子里的朱明理学，以后科举考试，不要再考八股文，而考策论，考抗击满清鞑子的见解，要改变过去士大夫以风格气节相标榜，只知唱道德高调，议论高而事功疏，没本事解决现实问题的局面。”

    刘宗周的八股文就写得很好，自觉是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的殿军，他还开创了蕺山学派，这时也站出来道：“丞相说我等文人只会做道德文章，但孔孟之道数千年已矣，如何变？愿听丞相高论。若不能说服我等，我等今日就算赴油锅，也不愿再受辱。”

    钱谦益这时也大义凛然地附和说：“丞相，士可杀不可辱，你今日必须给我等一个说法。否则我等宁愿赴油锅。”

    吴应熊哼了一声，对钱谦益嗤之以鼻，说：“别人我不知道，你钱大人可不是这么容易就会自杀的人，须知这油锅里guntang的油，可不是水池里的冷水。”

    吴应熊这话，其实说得没头没脑，武英殿里没人知道这著名的典故——这典故源于历史上的南明弘光元年五月，清兵近逼南京。兵临南京城下时，钱谦益的妾柳如是劝钱谦益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谦益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

    大殿里一片安静，吴应熊说：“你们要讲大道理，本丞相也读过圣贤书，就跟你们好好讲一讲圣贤之道，打一下你们的脸！！孔孟之道在中国，从宋代就已开始异化了，程朱那些大儒，抄袭剽窃来佛家哲学，推出理学，把儒家本来就严格的道德要求，推到了违反人性的极端地步，竟然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口号，你们想一想，没有欲望，人活着和路边的石头有什么区别？这结果，便把我大明造成伪君子之邦，士大夫一面卑鄙下作，一面以道德气节相标榜，言和行彻底背离，且不说先皇崇祯亡国时，内阁首辅魏德藻那些大臣的恶心表演，大太监魏忠贤弄权时，大批读书人趋之若骛，拜在那阉竖门下当干儿子、干孙子，将其尊为九千九百岁，在全国各地为他建生祠，甚至上疏请将此目不识丁的阉竖配享孔庙，何等荒谬？大明士大夫奢谈去人欲存天理，其实私生活却极度腐败糜烂。你们习惯于脑子里先有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然后用所谓的礼制和道德去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然而这道德不考虑现实中人们的各种利益冲突，最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家都讲道德而不讲法，社会必然伪君子盛行。就拿你钱谦益钱大人来说吧，你娶的那个柳如是，按照年龄都可以当闺女了吧？而且你包养人家却碍于礼教不敢给名分，这就不是风流而是下流了！还有，士大夫以气节自励，然而在闯贼攻陷北京时，却争相降贼！你们还要本丞相继续说下去吗？你们谁敢拍着胸脯说，要是满清鞑虏杀到南京，你们会舍生取义？”

    沉默！

    长久的沉默！

    吴应熊这一番话，掷地有声，有理有据，打脸东林党，啪啪的，让那些东林党人，尤其是钱谦益，抬不起头来，武英殿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