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公主和辩机yin乱的可能（下）
（因为一次发不完，做两次发） 七、其它资料佐证 （一）佛教资料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云：帝曰：“自法师行后造弘福寺，其处虽小，禅院虚静，可为翻译。所须人物吏力，并与玄龄商量，务令优给。”既承明命，返迹京师。遂召沙门慧明、灵润等，以为证义；沙门行友、玄赜等，以为缀辑；沙门智证、辩机等，以为录文；……其年五月，创开翻译。《大菩萨藏经》二十卷，余为执笔，并删缀词理，其经……微有余隙，又出《西域传》一十二卷，沙门辩机，亲受时事，连纰前后。兼出《佛地》、《六门神咒 》等经，都合八十许卷。[89][1] 这是道宣律师略述弘福寺译场的情况。从中不难看出，律师对辩机还是相当敬重的，否则不会把辩机在译场所做的事情全部说出来。再说道宣律师是一代律祖，律宗南山宗的开山祖师，对持戒是非常看重的。如果辩机真的是与高阳公主有染，即使辩机的事迹不得不提，也不会把其选为录文的代表。关于道宣律师的戒行，在当时社会乃至后来社会都是承认的，这点毋庸置疑。有例为证： 唐刘禹锡云：僧道宣持律第一。[90][2] 又《瑜伽师地论后序》云：三藏法师玄奘，敬执梵文译为唐语。……弘福寺沙门玄谟，证梵语；大总持寺沙门玄应，正字……《摄决择分》，凡三十卷，大总持寺沙门辩机，受旨证文……臣许敬宗，奉诏监阅……僧徒并戒行圆深，道业贞固。[91][3] 这是许敬宗为《瑜伽师地论》写的后序，是呈给唐太宗看的。其文字肯定要考虑到太宗现在和以后的想法。如果辩机真与高阳公主有染，另外再加个宝枕的话，许敬宗绝对会知道，就不会在这个给太宗看的序文里详细提到辩机法师。也不会那么肯定的说，译场的僧团清净。就自然会找一些圆滑的词语，相信这个对许敬宗来讲不是难事。所以辩机与高阳公主不可能有染。 （一）社会资料 《旧唐书》卷六十六《房玄龄传》云：太宗见表，谓玄龄子妇高阳公主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忧我国家。”……初，主有宠于太宗，故遗爱特承恩遇，与诸主礼秩绝异。主既骄恣，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92][4] 房玄龄已经病得非常厉害了还上表，劝太宗不要再去攻打高丽，太宗甚是感动。并给高阳公主讲“房玄龄都这样了，还能为国家着想。”这说明，在太宗眼里，高阳公主是个比较明事理的人。这应该是公主最初得到太宗恩宠的原因。只是不知何故，公主一定要把遗直应得的爵位给争过来。又《龙城录》中《房玄龄为相无嗣》云： 房玄龄来买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当世，为时贤相，奈无嗣相绍何。”公怒。时遗直已三岁在侧，日者顾指曰：“此儿此儿，绝房氏者此也。”公大怅而还，后皆信然也。[93][5] 此文说，相士给房玄龄说，房遗直会使房家绝后，房玄龄不信，但后来的人都认为这个相士说的是对的。这应该是民间传说，通过此传说，我们可以肯定一点：房遗直是让整个房家绝后的人。再联系上永徽年间房遗爱谋反一事，遗爱和高阳公主被诛杀；房玄龄的儿子都被配流岭表；唯独遗直因为继承父亲爵位而被留了下来，只被废为庶人[94][6]。因继承父位，就被留一条活命，又房家遭此劫难，起于高阳公主诬遗直非礼于她[95][7]。加上《龙城录》的说法，可以肯定房遗直有很大问题。虽然不知究竟是何问题，但可以肯定，这是高阳公主与房遗直争夺爵位的真正原因。从这些可以看出，高阳公主的死与房遗直脱不了关系。这也应该是《旧唐书》没有记载辩机被斩一事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肯定，辩机的死，真正的原因不是与高阳公主有染，而是另有隐情，只是不知具体为何。 又《旧唐书》撰修时间虽然只有五年，但是搜集资料却从后梁时就开始了；而且后晋的编修者向皇帝也提出了周密的修史计划；加之修旧书时，高祖至武宗以前都有完整的实录[96][8]。所以黄永年先生提议，有志研究唐史的人必须以此书为主[97][9]。所以在辩机法师这件事上，我们还是以《旧唐书》的记载为准比较好。再说《旧唐书》在唐初的资料方面，本身就比其它有关唐朝的历史资料强。为此我们可以更加肯定：辩机与高阳公主应该是清白的。 [98][1]见《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455页上。 [99][2]见《宣室志》卷七，【唐】张读撰，萧逸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040页。 [100][3]见《瑜伽师地论》卷一，《大正藏》第30卷，第283页上～284页下。 [101][4]《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466页。 [102][5]《龙城录》，【唐】柳宗元撰，曹中孚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月，第141页。 [103][6]见《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466页。 [104][7]见《旧唐书》卷六十六《列传第十六房玄龄》，［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467页。 [105][8]见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第7～9页。 [106][9]见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2页。 八、结语 在“两人相识时间”一章中已分析到：辩机生于隋大业十年（614），高阳公主生于贞观三年（629），两人年龄相差约十五岁；两人相识的时间最早应该在贞观十六年（642年），即法师28岁，公主13岁时，两人才可能开始认识；两人从认识到贞观十九年（辩机法师于贞观十九年夏六月进入玄奘法师弘福寺译场[98][1]）约有四年左右的时间。这一段时间，两人见面的地点相对来说会比较自由一些，见面的次数也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既然年龄相差这么大，辩机又是那么有能力的一位出家人，公主敬重他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与他有染的可能性非常小。 接下来又探讨“两人相识和见面地点”，并得出结论：辩机与高阳公主相识的地点，是会昌寺，或是其它明眼之处；而且最有可能的是会昌寺；并且还因此可以断定，两人认识后，见面的地方主要以会昌寺或是其它明眼的地方为主，比如说，房府，其它寺院等等。加上，晚上无公事不能外出[98][2]，辩机与公主自然没有晚上见面的可能性。白天见面有染的话，自然会有其他人知道，岂有不传开的道理，岂有辩机法师还能参加玄奘法师译场的道理。也更不可能受道宣律师敬重。所以辩机不可能与公主有染。 上面两章，主要是从辩机与高阳公主来往的时间、地点进行探讨。这些结论与《新唐书》[98][3]的记载相冲突。两人相识的地点，肯定不是《新唐书》所记载的茅棚，而是会昌寺或是其他明眼之处。其次，辩机被斩的时间，大约是在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之后，二十三年五月之前[98][4]。也就是说《新唐书》[98][5]和《资治通鉴》[98][6]记载的，与辩机之死相关的，宝枕被盗一事，发生在这段时间。而这段时间，辩机正在弘福寺参加译经。也就是说，盗贼偷宝枕的地点是弘福寺。既然是这样，跟辩机住在一起的师父们和那些兵将，怎会不知有宝枕呢？自然其他人也会知道此事。要是辩机真与公主有染，那么大家肯定会知道。也就是说，辩机与公主有染一事，不用等到宝枕被偷才为人所知。而且谁会跑进弘福寺这种译场去偷东西呢，还偏偏是宝枕，这不是在编故事吗？再说宝枕被盗，又恰好“会御史劾盗”，这本身就是个问题；另外，辩机拥有宝枕，不可能是相爱又有染之人做的事情，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也不会拿辩机性命开玩笑。要是不相爱有染，那就更说不通了。就只能属于两人没有染，属于正常的师徒关系[98][7]，才有拥有宝枕这件事了。 《旧唐书》对此事没有记载。又《新唐书》作为史料，本身存在诸多问题，作者的主观臆断和资料的来源问题等[98][8]；《旧唐书》的资料优势和比较真实的记录，有唐初实录等完整的资料[98][9]。由此我们在此事的记载上，当以《旧书》为主，《新书》为辅；而《资治通鉴》与《新书》雷同，其资料来源也差不多，所以两史在此事的记载上，只能当一个史料用。《旧书》没有记载此事，自有其原因，上面已经分析过，只是具体是何原因还不清楚。 佛教资料和社会资料对此事也可做佐证。最明显也是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道宣律师在《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中对辩机特别的描述[98][10]。其次就是柳宗元《龙城录》对房遗直的一个侧面描写，加上朝廷核查房遗爱谋反一事的起因，推出《旧唐书》没有记载“辩机之死”这件事的原因。再加上唐朝初年的一些禁令，比如说，禁止出家人婚娶[98][11]，内乱必会处死[98][12]，等等，还有唐朝初年是唐太宗当政，政治比较清明，任何政策都执行得非常有力，所以辩机与公主要有染，可能性几乎没有。 上面这些，无不是在说明：辩机的死，真正的原因不是与高阳公主有染，而是另有隐情，只是不知具体为何。 [98][1]见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131页。 [98][2]见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489～490页。 [98][3]见《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出版，1975年2月，第3649、3854页。 [98][4]见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黄夏年编《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57页。 [98][5]《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出版，1975年2月，第3649页和第3854页。 [98][6]《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6279页。 [98][7]信佛之人都知道，在家人供养出家人属于正常情况，特别是供养寺院。而且在家人可以单独供养自己所敬重的出家人，当然最好是不单独供养。所以辩机的宝枕，是高阳公主单独供养给辩机的。 [98][8]见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1页。 [98][9]见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月，第8～9页。 [98][10]见《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大正藏》第五十册，第455页上。 [98][11]见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73页。 [98][12]见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