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七十三章 在牯岭

    按照林子轩的想法，这类小说看过之后会让人有轻生的念头。

    那是一种对人生的怀疑和厌倦，小说中的忧伤和悲哀甚至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

    后来有日本的文学评论家就认为是川端康城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消极抵抗。

    对于那场战争，川端康城是不赞同的，但也无法反抗，只能采取消极逃避，通过主观感觉来曲折反映现实世界中不协调的关系和矛盾现象，把现实抽象化，追求一种超脱。

    于是，小说中在东京百无聊赖的岛村才会到雪国去寻找慰藉。

    然而，悲剧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他根本无从逃避，所以小说中的主人公无法摆脱“死亡”的哀伤。

    在这方面，和郁达浮的有相通之处。

    两者都是直接对“死亡”进行描写，通过对待“死亡”的态度来表现整个时代的悲哀，在黑暗时代中用“死亡”谱写各自悲凉的人生。

    当然，两者还是有不小的区别。

    郁达浮的文字中充满了痛苦和恐惧，川端康城的文字则唯美而平静。

    川端康城没有抒发主人公内心的痛苦，反而用一种轻描淡写的方式把哀伤在细碎的情节中展现出来，让人觉得宁静安详。

    读者看的时候，会感受到主人公强烈的情绪。

    而看的时候，就会是那种淡淡的哀伤，这种哀伤不强烈，但更为持久，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林子轩不知道郁达浮翻译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反正他写出来的时候感觉不大好。

    不过，这一切都过去了，他来到了庐山的牯岭，准备渡过一个漫长的假期。

    牯岭位于江西九江境内，是庐山景区的中心，是一座美丽、别致的、公园式的小山城。

    这里别墅林立，教堂也不少。

    这个避暑胜地本来就是由外国教会的传教士建立起来的。

    1895年至1920年间，以李德力为首的基督教势力兴盛起来，庐山上仅教堂就有13座，教会派别16个。

    每年夏季，基督教传教士云集庐山，常达数百人。

    这些教会组织或举办讨论会，或开办培训班，或商议教会事宜，或传输宗教信义，或创立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将宗教的触角延伸到庐山的每一个角落。

    整座牯岭上有五百多栋别墅，其中属于中国人的有一百栋左右，这些别墅都属于中国的达官显贵，豪门巨富。

    赛珍珠的父亲作为传教士，出手的比较早。

    1897年1月14日，赛兆祥在这里买了一块地皮，盖了一栋小小的石头别墅，有着敞开式的外走廊和欧式老虎窗，朴素而淡雅。

    别墅虽然不大，但足够他们住了。

    林子轩并没有像其他富商一样带着很多仆人，甚至还带着自己的厨子。

    他只带了一名下人和一名保镖，保镖是冯敬尧的手下，用来保护冯程程。

    现在的中国虽然不是到处战乱，但路上并不平静，难免会碰到一些意外情况，带着保镖心里会安稳一些。

    至于下人，则是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

    冯程程这种大小姐自小过的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虽然在女校学习了家政课，但厨艺如何，还不得而知，就算她敢做，林子轩未必有品尝的勇气。

    何况到了庐山，来这里避暑的社会名流不少，彼此可能没有见过，但总有耳闻。

    或许会有各种聚会，有下人打理会轻松很多，没有主人家亲自上阵的道理。

    其实，林子轩想和冯程程过一段没有人打搅的安静生活，他本身不喜欢交际，只想白天一起出去散散步，欣赏风景，晚上看看书，悠然自得。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布克和他有共同语言，而且付诸实施。

    来到别墅后，布克就带着一箱子书籍进了房间，继续他的研究去了，只有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才会出来。

    这是典型的学者做派，赛珍珠习以为常了。

    这里的每一栋别墅都相隔较远，不会彼此打搅，牯岭的夜晚非常安静，完全没有城市里的噪杂和纷乱。

    晚上大家坐在院子里看着漫天星光，品着红酒，随意的闲聊着，倒是一段惬意的时光。

    赛珍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别墅旁边就有一座基督教的“圣公会”教堂，也是她父亲以前经常布道的地方。

    冯程程曾在基督教女校和基督教大学上学，同样信奉基督教。

    林子轩虽然不信，但也入乡随俗，装作相信的模样，时常会到教堂做礼拜。

    在牯岭生活不可能不和教会打交道，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来到牯岭，这里俨然成了一场宗教盛会。

    赛珍珠偶尔会在别墅里招待一些相熟的传教士。

    她就是传教士家庭出身，所以这种传教的精神深入到她的骨子里，她在写作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或者说她是用小说来传播信仰和精神。

    她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教情结。

    不可否认，在现在的中国，随着外国列强的日益强大，基督教的传播愈发的兴盛，他们用西方的宗教渗透进中国的文化之中。

    1928年4月，胡拾游览庐山的时候曾说过：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与此同时，在北平的文坛发生了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家事。

    同时也是一件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就算到了后世，也没有人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923年7月19日上午，鲁讯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中，周作仁亲手交给他一封绝交信。

    “鲁讯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仁。”

    从此，兄弟绝交，不复往来。

    这可以说是民国文坛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后世对这封信更是百般解读，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