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备与关羽（二）

    接着中午的，继续谈关羽与荆州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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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隆中对》，当时刘备是夺取益州，关羽则是安定荆州。但是，事态的发展完全相反，刘备虽然据有益州，关羽却打乱了诸葛亮的策划，丢失荆州。“跨有荆益”本来是《隆中对》策划中的第一步，这一步还未走完就破灭了，此后蜀汉不可能得到发展，承担这个责任的主要是关羽。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说：“先是，（孙）权遣使为子索（关）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裴松之注引《典略》说："（关）羽围樊，（孙）权遣使求助之，救使莫速进，又遣主薄先致命于羽。羽愤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之，许以自往。”《典略》的记载颇为费解，裴松之注说：“臣松之以为荆、吴虽外睦，而内相猜防，……（关）羽不求助于（孙）权，权必不语羽当往也。”因此，这里应该存在一个校勘上的问题。如果将“权遣使求助之”的“权”字乙在“求”下，成为“遣使求权助之”，即当关羽围攻樊城之际，遣使向孙权求助，孙权表面上派出军队，却暗中命令“莫速进”，仅由上簿“先致命于羽”，因而关羽才“忿其淹迟”，也才有此后孙权“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这类语言。问题的重要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关羽的责骂之词：“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所谓“貉子”，这是中原人轻视江东人的侮辱性的语言。《魏书僭晋司马叡传》说：“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格类云。”即是说，在中原人士的眼里，江东人是不齿于人类的。《世说新语惑溺》也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孙权的后代孙秀降晋之后，取中原人为妻、其妻曾骂孙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说明这种侮辱性的语言，即使在夫妻之间也可以引起“不平”（愤慨不满）。关羽不但辱骂孙权为“貉子”，还露骨表示，对曹cao的战争胜利之后，将移师灭吴，完全将《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策划置诸脑后，可见关羽的最后失败、丢失荆州是必然的。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说："（建安二十四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曹cao）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邦、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尽管这是《蜀志》的夸大之词，但无疑这次进攻曹cao的战争是关羽挑起的。按照《隆中对》的策划，首先必须等待有利时机，即曹cao之死和内部混乱，其次则必须荆州之军指向宛、洛，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实行两面夹击，方有可能击败曹军。关羽这次从荆州进攻，有利时机并未到来，因为曹cao仍然健在，亦非两面夹击，益州并未出军秦川，很可能这是一次关羽背着诸葛亮的军事行动。

    《三国志魏志于禁传》说：“建安二十四年，太祖（曹cao）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唯庞德不屈节而死。”同书《徐晃传》“（曹cao）复遣（徐）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关）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十分明显，曹仁被围于樊城，于禁投降关羽，庞德被俘而死，曹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霖雨，汉水溢”，曹军又缺乏水军，而关羽却可以“乘大船攻禁等”，说明这是老天爷帮了关羽的大忙，并非关羽在军事上有过人之处。当时曹cao的谋士蒋济和司马懿就说过：“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攻战之失。”（《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尽管老天爷帮忙，关羽仍一直没有攻下樊城，说明所谓“威震华夏”，完全是出于刘备方面的虚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正如蒋济、司马懿所说，“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同上）。孙权念念不忘荆州，认为荆州属于吴，是刘备“借”去的。只是由于吴方鲁肃、蜀方诸葛亮的协调，双方关系才没有破裂。这时，鲁肃已死，诸葛亮远在蜀中，关羽又不顾“结好孙权”的策略，甚至辱骂孙权，并露骨表示，攻拔樊城之后将移军灭吴，这是孙权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在曹cao的支持下，孙权和大将吕蒙、陆逊决定袭取荆州，消灭关羽。《三国志魏志董昭传》说：‘‘及关羽围曹仁于樊，孙权遣使辞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军之围，不救自解。……董昭曰：‘……且羽为人强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孙）权军至，得其二城，羽乃破败。”江陵是南郡的治所，关羽和将士的家属都住在这里，公安则是荆州的治所、都是军事上的重地，也是关羽的后方。这时任南郡太守的是麋芳，屯驻公安的是将军士仁。由于二城为重地、麋芳和士仁二人都是为刘备所信任的。从刘备在徐州时，麋芳之兄麋竺即是刘备的亲信，刘备出任徐州牧，即得到麋竺的支持。当刘备为吕布所败处于困境之际，麋竺又助以军资，并嫁其妹为刘备的夫人。待刘备取得益州，麋竺更被任为安汉将军，地位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麋竺与刘备的关系如此密切，糜芳也当然如此。作为刘备的妻兄弟，麋芳出任南郡太守绝不是偶然的。《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说：“士仁字君义，广阳人也，为将军，住公安，统属关羽，与羽有隙，叛迎孙权。”据《续汉书郡国志》，广阳郡属于幽州，士仁能够率军屯驻公安这个军事要地，说明与刘备不但是同乡，关系也应该非同一般。同书《关羽传》说：“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关）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怀惧不安。于是（孙）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麋芳、士仁为什么投降？关羽对他们的轻视，二人“怀惧不安”，以及孙权的“阴诱”，当然是原因。但如何“阴诱”？通过谁“阴诱”？尽管史料中没有具体内容，与关羽不睦的潘浚其人值得注意。如前所引《三国志吴志潘浚传》所说，他是荆州武陵人，刘表时他任江夏郡的部从事，此后又在刘备手下为治中从事，“备入蜀，留典州事”，说明在荆州潘浚十分重要，应该是荆州豪族的代表人物。公安是荆州治所，既然“留典州事”，潘浚也必然住在公安。《潘浚传》有一个颇为奇怪之处，据同书《蜀志》的《杨戏传》，潘浚是“孙权袭（关）羽遂入吴”的，与糜芳、士仁同列，但是《潘浚传》却说：“孙权杀关羽，并荆土，拜浚辅军中郎将。”裴松之注引虞溥《江表传》说："（孙）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潘）浚独称疾不见。”《蜀志》认为潘浚是投降孙权的，《吴志》如传不记这回事，注所引《江表传》则说“将吏悉皆归附”，潘浚独不见孙权，似乎当时未曾投降。两者孰是孰非？《三国志集解》引王惫竑的意见是：“按潘浚为昭烈（刘备）治中，又典留州事，职任盖不轻矣。与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潘浚岂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听其迎降，可乎？……故浚当与麋芳、士仁同，（杨）戏之讥贬自不为过。”尽管这个看法很有见地，但问题的关键还不仅在此。从当时的事态看来，孙权对麋芳、士仁的诱降，很可能即是通过潘浚进行的。如前所述，当刘琦未死之际，荆州人士与刘备的矛盾尚未突出，一旦刘备自领荆州牧，加以关羽与潘浚的不睦，矛盾必然迅速突出甚至激化，孙权当然看出这一点。通过潘浚诱致麋芳和士仁背叛，袭取江陵、公安，从而夺取荆州，消灭关羽，对孙权来说这是上策，从后来潘浚在吴得到重视即可以看出这一点。《潘浚传》的史源当来自家传之类，对此不过加以隐讳而已。潘浚其人应该是麋芳、士仁投降孙权的牵线人物，为什么他的游说能够诱致二人投降，以他们与刘备关系的密切而论，游说之辞决非一般，对此，将另行加以讨论。

    在荆州，关羽未能协调与刘表原有势力之间的矛盾，又对曹cao挑起樊城之战。特别重要的是，关羽破坏《隆中对》的策划，既不与孙权“结好”，反而招致孙权与曹cao的暂时联合。关羽的失守荆州，并为孙权所杀，从内外部矛盾来看是必然的。